中国文化,命运,理解,诠释

中国文化对命运的理解和诠释

 

在中闰哲学思想史上，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有关于命运的思想和解释。

 

在孔子那里，命运是一种由自然之天所形成人力所无法抗争的异己力龟和必然趋势。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这里，“命就是命运。”孔子把事业的成败看做是由命运决定的，而命运是人无法与之抗争的。孔子的弟子子岌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贲在天。”这里的闻之，应该是闻之于孔子。据《论语•雍也》记载，有一次孔子的学生伯牛生了重病，孔子在探望时，从说外握着他的手说：“难得活了，这是命呀！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孔子认为人们应该“畏天命”，并且可以“知天命”。这里的天命与命是同一个意思。

 

孔子关于命运的思想为孟子所继承和发展。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力所未尝致，而竟达到了某种结果的，便是命运。它完全出于天意，无裔人力致之，亦非人力所能致。但是，他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里强调了人的自觉修养与命运的关系，认为自觉修养是对待命运的方法。“立命”包含了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可以掌捤一定程度的主动权的思想。与此相适应，孟子提出了“正命”与“非正命”的区别。他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同样是死，但有的死是正常的，有的死是非正常的，犯罪而死就是非正常的。正常之死，人力所不能避免，非正常之死则尽人力而可以避免。

 

在先秦思想家中，墨子是反对孔子的命运思想的。墨子不认为有人力所无法抗争的那种命运，他说：“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墨子认为，相信那种命运，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假若人们都相倌那种生死康病、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成败得失已经注定的命运，便会失去进取的动力，国将不强，民则不富。但是，墨子又认为，存在一个创造自然界万事万物并主宰人类事务的有意志的上天。上天的意志表现在“兼爱”即“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非攻”即“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等等。墨子是把自己的是非好恶和价值取向都说成是上天的意志，并认为人们要按照上天的意志办，即“法天”。法天，“为善，天能赏之”；否则，“为暴，天能罚之”。因此，町以看出，虽然舉子提出了“非命”论，但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命运观的。他实际上是认为，命运是吉凶祸福咎由自取。

庄子认为，命运是一切都受其支配而乂无法知其所以然的一种东西。他说：“死生、存亡、穷达、富货、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署，是亊之变，命之行也。”所谓“命之行”，就是命运的安排。这种安排，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又无法知晓。“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在庄子看来，一切看似偶然的，其实都是必然的，是由命运决定的。因此，他反对用智谋、技巧去逃避或抗拒命运。庄子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故”即智谋、技巧：“去智与故，循天之理。”庄子认为，用智谋、技巧去逃避或抗拒命运只能适得其反。

 

在先秦思想家中，荀子的命运之说与以上观点大相径庭。荀子既不承认有意志的天，也不承认自然之天能够形成左右人间事物的力崖:，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响亮口号，不仅包含着上述意思，而且还包含着利用自然规律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光辉思想。在荀子看来，谈命运就是谈一种偶然性，“节遇谓之命。”所谓节遇，就是偶然的遭遇。正是因此偶然性，才会使即便是有德有才之士，也会怀才不遇；即便是无德无才之辈，也能飞黄腾达。

 

这个时期，还有一部《列子》。列子即列御寇，相传为战国时的道家。《列子》并不是列子自己写的，它是魏晋时代的人假托列子之名而写的作品。《列子》中有一《力命篇》，用拟人的手法，写了人力与天命的一场辩论。“力”对“命"说：你的功力有我大吗？“命”回答“力”说：你有什么功力，竞敢同我比？双方辩论的结果，“命”胜“力”败。最后，作者通过“命”之口，对“命”作了这样的解释：所谓“命”，就是自寿自天，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谁也控制不了，谁也驾驭不了。

 

西汉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董仲舒命运之说的主要特点，是在備家传统的天命论中加人了大量的天人感应的内容，具有更加突出和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有意志和道徳，天是人的原形，人是天的副本，即所谓“人副天数”，天创造了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实际上他是认为，命运就是人世间的吉凶祸福是由有意志的天来决定的。

 

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王充的命运之说尤为著名。他认为，命运是指人生吉凶祸福、富贵贫贱的主宰和定数。“命，吉凶之主也。”“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命运是在人受生之初即已确定好了的。“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命，谓初所泉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则受命也。”王充反对天有意志的看法，他的命定思想可以概括为自然命定论。

 

晋代的文学家潘岳在《西征賦》中写道：“古往今来，邈矣优哉……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圣智弗能豫。”这位文学家的命运观，否定“鬼神”和“圣智”对于人的命运的支配作用。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有长短之分，人的地位有通塞之别，这是客观存在的命运现象，鬼神“奐能要”——鬼怪神仙不能总要，“圣智弗能豫”——圣人智者不能干预。

 

前面提到过的南北朝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认为，人生命运就是偶然决定，取决于偶然性。他认为人生臂如一棵树上的花朵，从同一-根树枝发出来，都有一个花蒂。这些花被风一刮，纷纷落下，有的通过窗帘，掉在褥垫上，有的经过篱笆，落在粪厕边。掉在褥垫上的，就像王子；落在粪鲥边的，就像我范缜。人生的命运就像“随风而堕”的花朵，飘到何方，落在哪里,纯属偶然。

 

南北朝梁代有位文学家兼哲学家刘竣，字孝标。此人“自少迄长，戚戚无欢”，虽自负有才，但官运不通，“声尘寂宽”，因此写了一笵“辞多愤激”的命运问题专论《辩命论》。这篇专论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命运问题，具有一定的创见。刘峻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几条：

 

——“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这就是说，命运这个东西是“终然不变”的，鬼怪神仙不能干预，圣人贤哲不能谋划，“触山之力”不能抗拒之，“倒日之诚”不能感动之，它是不可动摇的，它是不可抵抗的。

 

—“然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馬，治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这就是说，命运的内容包括：死，生；贵，贱；贫，富；治’乱；祸，福。

 

—“然命体周流，变化非一。或先号后笑，或始吉终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济，交错纠纷，回还倚伏。”这就是说，人们的命运遭遇是错综复杂和变幻多端的。有的人先哭后笑，有的人始吉终凶；有的是不召自来，有的是别人帮助。

 

—“乐天知命。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来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瑶台夏屋，不能悦其神。土室编蓬，未足忧其虑。不充拙于富资，不遑遑于所欲。”这就是说，要做个明白人，去不召，来不拒，生不喜，死不愁，富不悦，贫不忧，采取“乐天知命”的态度。

 

刘峻在《辩命论》中还对四位前人的命运说，作了比较，作了评价：

 

“仲任蔽其源”一仲任，即王充。有人认为，人们的富贵贫贱，“随操行而至”。王充在《论衡》中指出：人的甯贵贫贱都是由命决定的，这就堵塞了“随操行而至”说法的源头。

 

“子长阐其惑”一子长，即司马迁。有人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史记》上记载的一些人物，如伯夷叔齐，可谓善人，却是饿死的；又如孔子的弟子颜渊，也可谓善人，俱他却是短命，很早就死去了。然而，有的人不是善人，寿命却很长。司马迁的这些记载，阐明了对天命的疑惑。

 

“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萧远，即李康，他写过《运命论》，认为治乱在天。这是“论其本”，抓住了命运问题的根本。但是，《运命论》“不杨其流”，对于人的主观因素这一面没有展开论述。

 

“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一子玄，即西晋哲学家郭象。他写过《致命由己论》，认为吉凶由己。这是“语其流”，强调了人的主观因素。但是《致命由己论》“未详其本”，没有抓住命运问题的根本。

 

刘峻的命运观，总起来说，就是要用自然命定论来反对佛教的有神论。

 

“谁撰刘子书，千载议给如。”《刘子》这部书，又名《新论》、《流子》、《德言》等。书的作者是谁，迄今尚无定论。有人说是汉朝的刘歆，有人说楚南北朝梁代的刘勰，有人说是南北朝梁代的刘峻，有人说是南北朝北齐的刘昼，有人说是唐朝的袁孝政......

 

这部书的体例，近似王充的《论衡》，其中有三章是专门论述命运问题的，即《通塞》、《遇不遇》、《命相》。

 

《刘子》关于命运的主要观点娃：

 

—人之命运，有通有塞。通，顺通；塞，堵塞。“通之来也，非其力所招；壅（引者按：通‘塞’）之至也，非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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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与不遇，命中注定。遇则通，不遇则塞。“命运应遇，危不必祸，愚不必穷；命运不遇，安不必福，贤不必达。”—贵贱吉凶，皆有形象。“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柰于天，相须而成也。”

 

《刘子》这些观点，都是沿袭旧说，没有什么创见。

 

唐代的两位文学家一柳宗元和刘禹锡，写过几篇论天的文章，都谈到了命运问题。柳宗元的《天说》一文认为，天、地、元气都是物质，它们同瓜果草木的性质一样，没有意志，不可能对人“赏功罚祸”；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与天无干。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变祸为福，易曲为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刘禹锡进一步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观点。他在《天论》一文中说，“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的职能在于“生万物”，人的职能在于“治万物”。天有天的作用，人有人的作用。两者相互区另IJ，各自有规律；两者相互作用，天人“交相胜”，天胜人并不是有意识的，而人胜天则是有意识的。这两位志同道合、交谊很深的好朋友，他们的命运观超越了前人的见地，包含宥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曾经跟着韩愈学习古文的唐代文学家李翱，写过一篇《命解》——

 

或曰：“贵与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也。何命之为哉?”

 

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为?”

 

二子出，或问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

 

对曰：“是皆陷人于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盗耕人之田者也；皆以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无取焉尔。”

 

“循其方，由其道，虽禄之千乘之富，举而立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辞。非日贪也，利于己者寡，而利于天下者多。故不辞也。何命之有焉？

 

“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虽一饭之细也，犹不可受，况富贵之大耶？非日廉也，利于人者鲜，而贱于道者多，故不为也。何智之有焉?”

 

李翱既反对富贵“以智求之”的观点，也反对富贵“矜以为命”的观点，他提出了人们行为的一个准则——“利于天下者多”则为之，“利于人者鲜”则不为。这种命运观，是和伦理观结合在一起的。

 

宋代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说过“三不足”的名言，其中第二句就是“天变不足畏”。他在驳斥天命论的时候还说：“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如果说事情都是由“天命”决定的，那还要人干什么呢？

 

宋代的理学家朱熹，是信奉天命论的。他认为人的不同琅赋，“都是天所命”，“泉得淸髙者便贵，泉得丰厚者便富，柬得久长者便寿，柬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在朱茲看来，人的宮贵、贫贱，聪明、愚蠢、长寿、短命，统统是由人的察陚决定的，而人的禀賦又是“天所命。”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夭命决定一切。

 

洪仁讦所写的《英杰归真》，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的命运观。这篇文章指出，人们的生老病死、富贵贫贱，都没有定数，都不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说死生、富贵是由“天命”决定的，那么，为何人世间“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各异”的事实呢！

 

近代思想家章太炎的一些著作，也谈到过人的命运问题。他在《天论》一文中，把自然现象和人类祸福严格区分开来，认为恒星产生人类是自然现象，但是恒星没有意志，所以人的祸福与恒星无关。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要改变旧中国黑暗落后的面貌，不能靠“天命”，只能靠人们的努力。

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命运观值得一提，他认为，宇宙间表面上看来纷纭浩繁的事物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一条因果相续的有序链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是有章可循的。人们遭受的任何际遇和承受的任何后果都不是无端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其间必有业因。一个人究竟应该承受什么样的命运，完全是他自己自造自得、自力自择的结果。“凡造业者既必受报，无所逃避，无所差忒，自其因果相续之际言之，确有自然必至之符。无以名之，强名曰命。”

 

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命运的肴法耐人寻味，他有一篇《论命运》的短文，其中说：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无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吋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炱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这才是‘命运’的真意。所以‘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背如说现今的一代是伟大的，我‘幸’而生在这时代，也有人说现今的时代娃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这时代。我们生在这时代可以说是幸或不幸，但我们为什么生在这时代，便没有理由可说。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某人今年中了特种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一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如果一座墙快要倒了，你还以为命终，立在下面，因而压死，那是活该，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答报，有人躲在一个不甚安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战胜的进遇才是命运。”

 

通过这番粗略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从中作出如下判断：判断之一：在几千年的搜长历史中，人们关于命运的学说，始终存在着对立的见解，始终存在着分歧的观点。

 

在如何看待天命这个问题上，就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畏天命”，如孔子；一种是主张“反天命”，如墨子；一种是主张“制天命”，如荀子。在如何估计人力作用这个问题上，也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否定人的作用，如《列子》；一种是强调人的作用，如抑宗元、王安石，一种是认为天有天的作用，人有人的作用，如刘禹锡。

 

定命论也有两种：一种是唯心主义的定命论，如朱崁；一种是机械的定命论，如王充、刘峻。

 

此外，有人宣扬因果报应论，有人宣扬不可知论，有人宣扬宿命论，有人宣扬“天人感应”论，有人宣扬“吉验竹相"论，等等。

 

判断之二：从这几千年来的历史全过程来看，唯心主义的命运观——天命论、宿命论，总是占着统治地位。在以往的社会里，这是不可避免的格局。这个格局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有其认识根源。

 

从社会根源上看，这是由于统治阶级要利用唯心主义的命运观来愚弄人民群众。墨子和柳宗元都揭示过这个社会根源。墨子说：“命者，暴王所作”，天命论是残暴的帝王们编造出来的。柳宗元说：“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也。”统治阶级热衷于“言天”，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就是为了愚弄老百姓。

 

从认识根源上看，这是由于人们对许多命运现象无法解释。刘禹锡呰经分析过唯心主义命运观产生的认识根源，他以操舟为例：船在小河里划行，快、慢、停、航都由人操纵，即使搁浅或翻船，人们也知道其原因。在这样的条件下，“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反之，在大海里航行，狂风遮曰，波涛汹涌，船的快、慢、行、止都不能由人莩捤，只好听天由命。“理明不言天”，“理昧而言天”。人们所以“言天”，就是因为“埋昧”，不明白，不慷得各种命运现象的道理。

 

判断之三：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关于命运问题的探讨，虽然不断扩展，逐步深化，但是，并没有形成命运的科学。

 

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宿命论、命运不可知论，还有什么“吉验竹相”说之类，都是不科学的。机械的定命论，也是不科学的。

 

应该肯定，某些前人的具体观点，如荀子的“制天命”说，刘峻关于命运内容的概括，王充关于机遇的分析，潘岳的“鬼神莫能要，圣智弗能豫”的观点，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等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都包含着真理的因素。可是，他们的论述，并没有揭示人世间命运的基本规律。借用刘峻的话来讲，这些命运说不过是“语其流而未详其本”，没有解决命运的根本问题。所以，不能构成一门关于命运的科学。

 

1934年间，鲁迅写过两篇题为《运命》的杂文（“运命”即命运）。一篇收在《花边文学》中，一篇收在《且介亭杂文》中。他在这两篇杂文中指出：——“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不费心思的解释”。

 

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命运观并不是科学的指南即“事前的指导”，而是“不费心思”的、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不科学的“事后的解释”。

 

—“运命说之奄不足于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真要‘穷’极无聊了。”这里讲的“运命说”，指的是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的、迷信的、宿命论的命运观。中国几千年的“履历”——历史，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这种命运观是“不足于治国平天下"的。

 

——“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底，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一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鲁迅认为，人们“相信运命可以转移”，这是“值得乐观”的，但只有以科学来代替迷信，才能正确认识命运这个东西，离开“定命论”即宿命论。

 

我们回顾几千年来的命运说，有必要进行历史的反思。鲁迅这两篇杂文，就是中国命运说的‘‘历史反思”篇。这两篇杂文中的精辟论断，正是这位思想巨人对中国命运说进行历史反思而作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