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象观测：中国古代重视天象观测
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书经》中有一篇文章叫《胤征》，里面讲述了一个天文学家因玩忽职守遭到杀头的悲剧故事，m子故事的久远和场面的壮观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
夏代经过禹、启到太康时期，遇上了放情纵欲、不理朝政的昏君，他既不关心历法，也不过问天文学家的工作。这种不及时按照时令管理农事的状况影响了生产，太康遭到人民的反对j甚至他的弟兄们也逃到洛汹去避乱，并作歌以戒，歌中说：民为国家之本，只有人民安定了国家才能稳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太康死后，他的兄弟仲康即位，为了安定人民及时行令，他又设立天文职官羲和，并任命胤侯执掌兵权。有相当一段时间国家安定，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但是这一任羲和，嗜酒贪杯，常常酩酊大醉。羲和本是世袭天文官，早在唐尧时代就用观测日出和傍晚中星确定四季，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天象观测经验，到中康时期已有较高水平。天文学是观测的科学，沉湎于酒的羲和常常放弃观测，遗忘了自己的职责。所以，即使他原本称职，现在已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了。仲康中期9月份的一个朔日(大约在公元前2137年)，突然发生了日食，明亮的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顿时天色变暗，凉风习习。宫中乐官敲响了救日的鼓声，主管钱币的财官啬夫急忙去库中取钱礼天，帝仲康也上朝率百官举行救日之礼。在众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刻，独不见负责司天的羲和。帝正迁怒于羲和没有报告日食，又不见其人，急命人去寻。谁料他正醉卧屋中作着美梦，仲康气得脸都变了颜色，高声喊道：快把这个擅离职守、违背朝廷纲纪的昏官砍头，他竟敢蔑视先王政典(政典规定：不及时上报日食的杀无赦)。就这样羲和昏昏沉沉地被推上了断头台，胤侯杀了湎淫的羲和。
这个故事看来是相当可靠的，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有“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但人们又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因为4000多年前要求一个天文学家能预报日食，似乎是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食报早或报晚了都是杀头的死罪，人们怀疑夸大了当时天文学家的水平。
相信4000多年前的人能够准确地预报日食，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故事没有说要求提前多少天预报出日食。事实上，由于羲和集累了几百年的观测经验，完全有可能知道在看不见月亮的那些日子里，应当注意发生日食的可能，也就是说在朔日前后要勤于观测，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一旦发现日食，及时报告。这种事前有一定准备的报告，不耽误救日之礼，就不会遭杀身之祸了。
无论怎么说，这个故事的含义是令人难以平静的，4000多年前就要求天文学家及时报告日食的发生，反映出当时天文学的进步；若不及时报告会被处死更显示出首领对这一天象的特别重视。为什么日食会受到如此重视呢?
历史告诉我们，统治中国的首领早就把他们自己和太阳联系起来了， 《尚书·尧典》中就称赞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说他的功劳和品德如太阳光照耀四海。仲康帝之所以特别重视日食是他们早就认为太阳象征着帝，日食是上天对帝的警告，可能危及帝的性命或者帝位，若能及时行礼救日可能弥补。羲和竟敢在这样大的事情上马虎，焉能不死?所以这个故事证实，早在4000多年前，统治者就以日为君象，视日食为“天”对帝的传意，并如此看重预报日食的重要性。
透过仲康年间发生日食的故事，我们知道了我国远古时期的天文学家们所遇到的一个难题——解决日食预报的问题。为了解决它，他们必须设法记下发生交食天象的时间，以便探寻交食是否是一种有周期的天象，在文字尚不发达的时代，这也不是一件易事。他们必须努力掌握太阳在天空运行的轨迹，为此他们可能发明某种仪器，以求能更为准确地知道太阳的高度，圭表也可能就是如此应运而生的。为此他们也更注意太阳和月亮相对位置变化的规律，不但定出更准确的朔望周期，还可能感觉到太阳不同时间在星空中的位置。他们必须更好地掌握月亮在星空中运行的规律，为此，他们认识了更多的恒星，逐渐发现不同天区恒星图案的不同，并用他们认为形状相似的东西去命名星座，出现了斗、箕、房、毕、昴等星座名称，逐渐形成二十八宿的认识，以月亮每天在一舍的意义去理解。
帝王的严命，杀头的威胁，逼迫天文学家们拿出浑身的解数去探讨交食的规律。这一社会要求，成了促进天文学发展的又一动力。于是历象日月星辰，为社会提供历法，为统治者设法预告天象，成了中国远古天文学家们奋斗的目标，促使中国天文学向前迈进。
殷商时期的天文学不再是传说，它已经是用甲骨文记载的史实。甲骨卜辞中有王宾日的记事，如乙巳日卜问两天后的丁未日的祭日，丁巳卜问是侑祭日出还是侑祭日落等，看来帝王更为重视祭日，以求帝位的安稳。
卜辞中有大量有关日食的记事，武丁时期的卜辞有“贞：日有食?”，武乙、太丁时期的卜辞有“庚辰贞，日又截，非咎?佳若?”、“辛巳贞：日又截，其告于父丁?”。戡是织的意思，取日月交织为食之意。发生日食，立即报告给殷王太丁，正是继承了及时上报日食的传统。
在这些卜辞中有一条极引人注意，它是“壬子卜，贞：日截于甲寅?”这是在壬子日卜问两天后的甲寅日是不是会发生日食。正如前面所述，这里不要理解成已经提前两天预报了日食，而是天文学家知道两天后的甲寅日是朔日，是有可能发生日食的日子，提醒自己千万不可马虎大意，重蹈仲康羲和的覆辙。
汉代对月食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提出113个月的交食周期，但仍认为“日食，国君；月食，将相当之”。公元前104年颁布的《太初历》，把交食周期定为13S个朔望月，平均误差约半天多。有人统计过，若以3个日食周期计算，误差只有0．28天。既然日食还是当作关系国君的大事，天文学家们还需继续努力。
东汉时代，张衡在《灵宪》中讲出了更深刻的道理，他说月亮所以发光是因为它受到了太阳的照射，对着太阳时呈现满月，和太阳同方向时，就是看不见月亮的朔日。他还说地球挡住太阳光时，在背着太阳的一面形成一个暗影区域，叫做“暗虚”，月亮进入地影暗虚之后，就发生了月食。这是截止到东汉为止的关于交食道理的最为精辟的见解。
由于日月食计算的重要性，交食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经过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天文学家们的辛勤观测，日月五星在天球上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已经发现，特别是日月视运动的不均匀，不但关系着节气时刻，也关系着日月食的计算。到了隋唐时代，由于在确定朔望的准确时刻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大提高了交食预报的准确性。他们还发现，计算月亮、太阳在合朔时刻到黄道和白道交点的距离，关系是否会发生日食，也就是今日所说的食限。也认识到它还关系着交食的食分、会不会发生“应食不食”和“不应食而食”等多项内容，从而使科学地计算预报日食成为现实。
唐开元年问(713～741年)行用的由著名天文学家一行编制的《大衍历》，在交食计算方面就极有创造性。一行死后有人诬告说《大衍历》的方法是抄袭《九执历》的，皇帝命令通过实际观测日食，看看《大衍历》、《九执历》和《麟德历》三种历法哪一家预报得准确。实际检验结果证明，《大衍历》的预报是最准确的，《九执历》十次才有一次是准的。皇帝终于降罪于诬告者，使大家认识到《大衍历》是当时最为准确和优秀的历法。
至此，日食预报成了衡量一部历法优劣的重要标准，成了“以天验历”的考验中最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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