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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治易的理解

2015-01-14 | 来源:国学堂 | 所属栏目:周易入门 | 点击:
怎样理解“孔子治易"
 
依据现有所能看到的文献,第一次谈及这个问题的是《庄子》。
 
《庄子•天运》篇称:“孔子谓老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久矣。”意思是说,孔子在拜访老子时说,他自己“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好久了。
 
《诗》、《书》、《礼》、《乐》、《场》、《春秋》,就是所谓“六艺”或“六经”,而《易》则是其中之一。
 
应该怎样理解这里所提到的“治”字呢?
 
我认为“治”,在这里吋以理解为“研修”、“诠释”、“整理”的意思。
 
依据《庄子•天运篇》的id载,孔了•将《诗》、《书》、《礼》、《乐》、《易》、《春秋》一起“研修”、“诠释”、“整理”,是合乎情理的。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建私学、收徒讲学的教育家,虽然屡域表白自己对待古籍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但其“述”的蕴义似应相当广泛,起码与“治”的蕴义不相上下。
 
关于孔子“治《易》”,孔子对《易》的贡献,不仅《庄子》、《论语》等典籍均有相关的言论加以佐证,而且司马迁的《史记》等史书也有所记载,因而得到历代学者儿乎一致的肯定。到上世纪8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帛书《易》残卷,乂进一步为此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证据,所以更受到现代学术界的一致公认。
 
然而,对于孔子到底是怎么“治《易》”的,孔子对于《易》的具体贡献究竞有哪些?学界迄今仍然见仁见智,.看法不一。在此,我也只是谈谈个人的一管之见。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孔子的生平。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这也是比较公认的、沿袭已久的说法。但也有学者根据《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始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突出特点是用问答的方式,阐释史实十分简略,着重阐释《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和《春秋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其体裁与《公羊传》相似)推算,认为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至丁-孔子的具体出生时日,则分歧更大:除了比较公认的9月28日说之外,尚有10月9日说、9月8日说和8月20、21日说等等。
 
孔子出生的鲁同,是周文王的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这个并不大的国家,由于对周代的礼仪和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誉。
 
为了说明当时兽国是“礼乐之邦”,我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兽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这个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博学多才,知书明礼,很受其父王器重。寿梦临终前想把王位传给他,被他以“不能闵父子私情而废前王之礼”拒绝。因依据“前王之礼”,在传位方面必须按前王之子的长幼次序传位。听了季札的劝说后,吴王就把王位传给了季札的大哿,但又留下遗训。尔后,按照吴王寿梦的遗训,季札的三个哥哥都相继要把王位传给他,均被他拒绝,使得他因“四让王位”而以“明礼仪、重仁德”享誉当时。就是这么一位“明礼仪、重仁德”的吴国公子,到鲁国后一观看周乐,就禁不住叹为观止地大加赞赏。正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此处读而0,植盖之意)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有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意思是说:一见表演乐舞《韶箾》(按照孔颖达的解释,“箾”即“箫”,《韶箾》就是《尚书》中提到的《箫韶》,是韶乐的一种),就惊呼:德行之最高境界啊!伟大呀,就像天无所不镫盖,地无所不承载一样啊!就是再有盛德,也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观赏到了止境啊!即便是再有其他乐舞,我也不想观赏了!
 
另一个例子是,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其藏书后也禁不住赞叹:“周礼尽在鲁矣!”
 
这两个例子,从乐舞和藏书两个方面,说明了鲁国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礼乐之邦”。
 
正是鲁国这种序重的文化传统和礼仪,与当时学术下移,及其在社会上所促成的文化氛围,对孔子的成长及其思想学说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3
 
孔子幼年(3岁)丧父,家境衰落,生活贫困。他曾回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亊。”所谓“贱”,就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所谓“鄙事”,就是为当时-•般人所看不起的事情,具体就是指他在年轻时曾做过的“委吏”(管理仓廡)与“乘田”(管放牧牛羊)等。
 
虽然生活贫困,工作不称心,伲孔子并不自馁,依然奋发进取,15岁即“志于学”。不论在修身或学业上,都善于取法他人。“二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种善于发现周围人身上的长短,虚心求教,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以及由他人之短联想到自身的缺点,并自觉加以改正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孔子注電品德修养,而且也体现了孔子学无常师、好学不厌的梢神。这对于他品德的修养和学业的长进,无疑都大有裨益。所以,年纪轻轻,孔子在乡里就蘇得了“博学”之赞誉。
 
到27岁时,孔子就创建了私学,开始授徒讲学。所教授的内容是他根据以前的文献加以整理的自编教材,起初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吋以说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之学,后转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大六艺”,也即后人所说的“六经”,可以说是治国安邦的济世之学。
 
私学的创建,在肖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不仅体现了年轻孔子勇于创新的精神,而a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振兴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在教学实践中,孔子坚持“有教无类”,即在施教的对象方面不分等级、贵贱,凡是带上“束脩”即交点儿学费的,都收为学生。这种在教食面前人人平等,认为每个人都有接受教疗的权利的思想行为,无疑是对“学在宫府”及其所酿成的在教育面前等级森严、把接受教育当成部分人的专利的、极其不平等的传统和现实的尖锐挑战,是孔子“仁”即博爱思想在教育上的体现。
 
因此,孔子的私学一创建,就很自然地受到社会各个阶级、阶运的广泛欢迎。比如,在孔子的门徙中,既衬出身于奴隶主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和宋国的司马牛等,也有虽然“穷居陋巷”、“箪食瓢饮”却“不改其乐”的颜渊;既有被称之为“卞之野人”(“卞”在今山东泗水•一带;“野人”相当于今“土里七气的乡下人”),自己吃野菜(“黎霍”),而背米百串.侍养老母的子路,也有身着芦花做的“棉衣”(“芦衣”),甘愿忍辱受冻而尽孝的闵子骞;既宥亲自种瓜,帮母织布,三口不生火做饭,十年不制新衣的曾参,也有“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既有“鄙家子弟”而旦犯过罪的子张,和出身贫寒、“衣若悬鹑”的子夏,也有遭受牢狱之灾(在“缧[w]绁[xife]之中”)的犯人,被孔子招为女婿的公冶长,曾为“梁父大盗”的颜涿聚;还有尽管“家累千金,结驷连骑”,但在春秋时期并没有地位,仍属“鄙人”之列的、为官学所不容的大商人子贡,等等。而就其弟子所在的地域看,除了鲁国外,还有齐、宋、卫、秦、晋、陈、蔡、吴、楚、郑等诸侯闰。这种国籍的不同,在当时,往往意味着种族上的差别。
 
由此可见,孔+所开创的私学,确确实实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家庭出身、地域、族别的限制,使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商人及一般平民,尤其是满足了平民人学受教育的愿望,因而大大拓宽了教育的社会基础,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春秋以来的学术下移,壮大了士阶层的队伍,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其弟子出身阶层和领域的广泛、复杂,也昭示出当时孔子办学之遐迩闻名,广受欢迎。孔子晚年所自诩的“三十而立”,是与其在创建私学、授徙讲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分不开的。
 
但是,孔子并不满足于教学,很想通过人仕即做宫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学。然而,兽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三桓”是指庆父之后的孟孙氏、叔牙之后的叔孙氏、季友之后的季孙氏。因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裔,故称“三桓”)。三桓是魯国势力敢大,专权时间最长的大族。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军权。孔子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34岁时,鲁闻发生内乱,孔子逃亡到齐国。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施政,孔子阐述了自己的政见,强调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和秩序,以及“政在节财”等思想。齐景公听了虽然高兴,但由于实权操在大夫陈氏(陈桓子)手里,而陈氏则正渐渐成为篡夺齐国君位的主要势力,所以孔子的政见不可能被采纳。齐景公想封赏孔子,又受到宰相晏婴(?~公元前500年)的阻止。后来在齐大夫中甚至有人怀疑孔子是鲁闰的奸细,想加害孔子。
 
孔子在齐滞留几年而不得志,生命安危又受到威胁,于是返回鲁国。由于“陪臣执国政”的混乱局面依然未变,使得孔子仍无意仕途,“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史记•孔子世家》)。
 
这里的“修”指什么?我认为就是指“研修”,即学习、钻研的意思。司马迁在这里只提及“《诗》、《书》、《礼》、《乐》”即“六经”中的四种,而未涉及“六经”中的《易》和《春秋》。我们对此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司马迁这样写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孔子当时确实还没有“修”《易》和《春秋》,因为一般认为孔子是在50岁以后才“修”《易》的,而“修”《春秋》则更晚;二是,孔子已经开始“修”《易》和《春秋》,即把《易》和《春秋》连同“《诗》、《书》、《礼》、《乐》”即“六艺”或“六经”放在一起“修”,而司马迁只是为了行文之方便,才未提及,因而只是泛提“修《诗》、《书》、《礼》、《乐》”而已。
 
我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合理,其理由是,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易》和《春秋》与《诗》、《书》、《礼》、《乐》同样在社会上流传,孔子既然“修《诗》、《书》、《礼》、《乐》”,就不可能不“修”《易》和《春秋》,不可能把《易》和《春秋》撇在一边。人们往往把“孔子厄而作《春秋》”,理解为《春秋》为孔子所作,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春秋》的涵义有二:其一,《春秋》原是各国国史的通名,如《国语•晋语七》有“羊舌肸(xl)习于《春秋》”,《楚语上》有“教之《春秋》”等等说法,其中所说的《春秋》均为国史。《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等之称谓,指的就是周、燕、宋、齐诸国的史书。据初步考证,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专门记载国家大亊。由于记载大事一般要写明春夏秋冬四季,而古人又特别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就统称《春秋》;其二,《春秋》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起初各国史书都有专名,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祷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就叫《春秋》。所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春秋》,就是指的鲁国的史书,而其中之“作”,应该埋解为孔子所自白的“述”;孔子“述”春秋,即对鲁国的史书《春秋》加以整理,亦即编纂、修订。孔子对于鲁国史书《春秋》的编撰、修订,已经是不可争议的史实。孔子对于鲁国史书《春秋》的修订虽在晚年完成,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其对于《春秋》的研修,早在年轻时就开始了。
 
而孔子对于《易》的研修也理应如此。从《家语》、《乾凿度》以及《论语》等书籍看,孔子确实在年轻时就接触《易》了。
 
总之,《史记》所云“退而修《诗》、《书》、《礼》、《乐》”,当为泛指,不能据此就把《易》和《春秋》排除在外。由于孔子从齐国返回鲁国后,刚37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一边研修《六经》,一边向弟子们传授,所以深受欢迎,“弟子弥众”,学生越来越多。
 
历史和现实使孔子越来越淸醒地认识到,要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抱负,施展自己的才学,就必须运用政治杠杆即权力的力量,因而他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即做官与做学问要一致,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而且两方面都要出类拔萃。所以,在招收门徒,传授其学说的同时,孔子仍积极寻求人仕,希望亲自登上政治舞台,以便更好地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才学。
 
但是,当时鲁国的政权操在季氏手里,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即阳虎,是把持鲁同政权几世的季氏家臣中最有权势的人)。把礼仪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孔子,自然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即“陪臣执国命”的“不义”状况,不屑于“不义”政况下的“富贵”即升官发财。‘‘不义而富fi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尔》)不义的“富贵”,在我看来不过像天上的浮云,因而宁愿默默地充当教书匠,而不愿出仕。直到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愿意出仕,并被任命为中都宰,这年孔子51岁。孔子担任中都宰后,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学,只一年的功夫,就由于政绩突出而受到四方的效仿(“行之一年,四方则之”),于是由中都宰迁升为司空,继而再升为大司寇,摄行相事。鲁定公十年即公元前500年夏,孔子随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于夹谷,史称“夹谷之会”。
 
“夹谷之会”虽然由齐、昏两国商定,但是,齐景公事先布下了劫持符定公的圈套。由于孔子胸有“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亊者必有文备”的谋略,事先对齐国邀兽君“夹谷之会”的用心有所筲惕和戒备,并在“夹谷之会”上乂能临机应变,斗智斗勇,不仅使齐国劫持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所侵占鲁国的郓、鄴(cao)、龟阴等地。由此孔子的威望大增。昝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即中央政府的权力,抑制三桓的势力,试图利用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而提出了“堕(hui)三都”的计划。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其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这一主张却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而孟孙氏也暗中支持公敛处父,致使堕三都的计划半途而废。 <.
 
在内部遇到阻力的同时,外部也受到来自齐国的挑战。由于孔子在鲁国主政政绩显著,使齐国越来越感到不安,担心鲁国强大会威胁齐国的安全,于是想出美人计,将女乐80名遗蹭鲁国。季桓子接受了齐国的女乐,致使鲁国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政治抱负难以继续施展,于是不得不决定离开政坛,离开“父母之邦”,带领颜因、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个弟子,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生涯。是年孔子55岁。
 
孔子周游列国,主要目的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在列国加以实施。“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足见老夫子当时是多么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啊!
 
但是,尽管孔子不辞劳苦,历尽艰辛,费尽心机和口舌,但他的主张不但始终未能得到响应,反而一再逍受误解,甚至屡遭疑忌、监视和围困,以至几度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到68岁时,孔子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接冋国,被国人尊以“国老”,鲁哀公与季康子也常以政事咨询于他,但终究未被蜇用。孔子只好依然从事教育,同时致力于典籍的整理,直到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逝世。
 
通观孔子一生的行踪可知:从15岁到27岁,是孔子边工作边自学的时期;从27岁到34岁,是孔子创建私学收徒讲学的时期;从34岁到37岁,是孔子客居齐国的时期;从37岁到51岁,是孔?“退而修《诗》、《书》、《礼》、《乐》”即继续研修和收徙讲学的时期;从51岁到55岁,是孔子在符国从政的时期;从55岁到68岁,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期(57到59岁曾〜度回鲁国);从68岁到73岁,是孔子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典籍的时期。
 
统观孔子的一生,其人仕的思想虽然始终未泯,但其真正从政的时间满打满箅只有短短的5年(51-55岁),而其他时间则主要用于教育、研修和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在其周游列国的14年中,由于宥弟子跟随,所以,其研修和教育工作并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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