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取象的得失，《文心》取象以论文，有所得亦有所失。简直而论，所得有三：方法得之于巧，内容得之于厚，层次得之于高。所失有二：神物失之于感，神理失之于玄。
先言得。方法得之于巧。《易》用卦画构成卦象，用卦象暗示吉凶祝福。文用文字构成文章，用文章表现情理道义。卦画与文字作用一致，卦象与文章作用相同。而且两者都追求象：卦有卦象，文有形象。
文章对于形象的要求，虽各有不同，但任何体制的文章，都不排斥其可能有的具体形象。即使是政论，往往也有片段的形象可见。《共产党宣言》写到英、法贵族在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时，就有生动的形象描述：“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政论如此，其他文章便无须提及了。由此可见，《易》象与文章形象，形式虽异，其理相通。因此，取象论文的方法，是十分巧妙的。
内容得之于厚。《周易》分《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阐发。《易传》吸收了道家的自然观和儒家的道德观，将阴阳、五行学说融于一炉，创建了自己的独立而严整的体系。“《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系辞上》）这种评赞，虽嫌于言过其实，甚至有些荒诞，但《易》的确是包罗万象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系辞下》）这就为刘勰论文，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周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为刘勰认识文学现象，总结文学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刘勰不仅吸收了《周易》许多重要思想，而且吸取了它的方法论内容。《文心》体系严密，思虑美妙，范畴博大，文论精深，很大程度是得力于《周易》。
层次得之于髙。《周易》弥纶宇宙，包举三才，托神而出，简易而用，故推为五经之首。它是当时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上自帝王，下至穷儒，莫有不崇尚《周易》的。所以《文心》连篇目也要“彰乎大《易》之数”。从而使《文心》更加体现其“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序志》)”的目的。这也就提高了文的社会地位。
再言失。神物失之于感。《原道》云：“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河图》、《洛书》、“玉版金镂”、“丹文缘牒”、蓍、龟，古人称之为神物。这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不可能是实事。刘勰在这里用了“若乃”二字，以示为顺便提及，他所强调的是“神理”——变化莫测的道理。这可以看出刘勰不是有意宣传迷信。但他并未否认神物的存在，起码说明了刘勰在认识上存在着一大迷惑。
神理失之于玄。神不是神灵，而是“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神理”，指阴阳变化莫测的道理，即“极之道”。但《原道》又将神理与神物搅在一起：“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这样，神理就更加神秘费解了。虽然不能肯定神理就是神灵意志，但毕竞玄而又玄，令人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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