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易》研究中，卦辞爻辞的发生问题一直成为论战的焦点。无论是《周易》的性质、思想内容、成书的时代，基至包括对于《周易》的注释，都和它有密切关系。
首先要从八卦的产生说起。对于八卦的发生，《周易•系辞下传》有一段说明：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关于伏羲氏（包羲氏）创作八卦的说法，一直存在着怀疑和争议，现在就更加少人相信了。但是这段话也有其合理的核心，那就是俯观仰察，“进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记事的方法和作用。
八卦是起源于记事的。在远古的初民社会，人们还处于原始公社制时代，生产力低下，文字还没有产生，但由于生产的劳动，人事的交往，在集体生活中日渐纷繁起来，为了把所经历的事理记录下来，或传播出去，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产生记事的要求和方法。据现在所能知道的原始记事方法，有实物、符号和图画三种。其中符号的应用更为普遍和长远。而结绳和刻记则是最常用的符号。刻记大都用木、竹、骨、角或金属材料，而以木刻最为普遍。
现代世界上还有些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这种残存的原始记事方法。据调查，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直到60年代还有木刻记事的遗风。现在贵州某一部分苗人在在婚礼赛歌的时候，歌手们为了备忘，用一根木棍，上面刻着各种符号，每一符号代表一首歌名或歌的首句，一旦忘了歌词，便偷偷拿出来看一下，因而回忆起来，继续唱下去。他们把这种备忘的木刻称作“刻道”，而这种“刻道就成了他们的歌本”。
近来考古发现，我国在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文化遗址或晚于仰韶文化遗址里都曾发现过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从西北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遗址、陕西的半坡文化遗址，到东南部山东的龙山文化遗址、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也都发现有刻文的陶片可见刻记的运用在我国远古时代也是大量存在的。由于木刻是最便利的方式，不难想象在我国原始公社时代曾经普遍使用过木刻的记事方法，因为木刻容易腐烂，所以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希望考古工作者注意这项发现。
我国古代文献也为我们保存一些木刻记事的痕迹。《墨子•备城门》说：
守城之法，必数城中之木。十人之所举为十挈，五人之所举为五挈。凡轻重以挈为人数。
“挈”古通“楔”，刻缺的意思。可见这一段话是说木刻记事的。《周易•系辞下传》也告诉我们一点消息，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而治”，是说用结绳做记号，“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方法，来帮助人们的记忆，以处理事情。对于这种理解，历来都无异说。至于“易之以书契”的“书契”二字，一直虽被单纯地解释为文字，却可以商量。因为记事的木刻也可以称之为书契。我们也可解释“易之以书契”为治之以书契，和“结绳而治”相对成文。“易”有“治”意气所以《系辞下传》这两句话，也道出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当然，结绳和木刻作为记事的符号，可能不是所有民族都曾有过，也不一定是先用结绳记事，后来因事理的发展才用木刻记事。不同的原始民族可能应用不同的符号来帮助记忆。在我国远古时代，可以想象周民族最初也是使用木刻记事的方法。
但木刻不仅是文字。木刻的发展，可以成为文字，也可以成为八卦。八卦和文字都可能以木刻为前趋因素。从殷代甲骨文和殷周之际的金文考察，都保存了很多象形文字，可知文字是由原始的图画符号演化而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汲取木刻的技术和方法。至于八卦直接由木刻记事发展而成，痕迹则是很显然的。
近代某些少数民族残存的木刻记事风俗，木刻记事大多由头人酋长或长老掌管着，不难推想在我国的远古时代，原始的木刻记事也是民族酋长的职务。由他们刻记所发生的事件，并根据刻记的提示讲述这些故事。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民族的历史。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活动日益复杂繁忙，随着社会的分工，这种木刻记事的职务逐渐由某些个别成员来承担。这就是后来演进而成的史官。这种史官由于长期运用木刻记事，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成为当时最有知识的人。社会不断发展，简单的木刻记事不够应用，为了不断适应发展的社会生活，他们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排列组合，把简单的刻画演变成为八卦，同时并赋予当时人们所能认识的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种种形象，如乾象征天，坤象征地，震象征雷，巽象征风，坎象征水，离象征火，艮象征山，兑象征泽等等，以后又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经过漫长时间的组合和重叠，演成六十四卦。创造八卦和重合六十四卦的人，自然可以称之为圣人，并在蒙昧的情况下加以神异化。但不能确指为特定的某一个大人物。因此，把画卦和重卦的荣誉加到伏羲、神农乃至周文王的头上，都是不符合历史的。
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前进。到了原始公社制崩溃和奴隶制的确立，文字发生了。国家大事可以直接用文字记录下来。于是文字代替了木刻记事成为贮存历史事理的工具。历史发展的规律，习惯了的东西，由于人类的惯性作用总是要延续下去，不随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截然消失。木刻记事作为原始社会的遗留，仍然被少数史官继续使用着。史官到这个时候也要发生分工，出现了文、史、星、历、卜、祝诸种名号。易大概就是继续主持木刻记事的史官。他们一面运用卦爻作提示，一面又用文字注明卦爻所代表的事理，因而产生了卦辞和爻辞。所以卦爻辞也是在历史不断的演进中产生的，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也不能把创作权归之于某些个别人，如文王、周公之类。
—直到西周末叶，王室趋于衰微，关心朝政的史官为了发抒对朝政的忧愁幽思，把所掌握的卦爻辞和其他文献资料来一次整理汇编，并以此作为背景创制成为《周易》。《周易》是西周王朝由小到大，由盛到衰的历史总结，作者在奋发图强的思想指导下，对历史作了高度的概括，特别注意于刚柔强弱、吉凶悔吝、谦泰满损诸方面的事理说明，在很多方面使《周易》具有公理性和公式性，富有哲理意味，对人们的生活，尤其政治生活具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周易》于是成为人们的生活指南和政治龟鉴。可能由于这种原因，后来人们把它当作卜筮书，那是一种误会。以后的人们，辗转因袭，习非成是，又把这种误会当作真实。两千多年来，《周易》就是在这种迷雾中被人们传习着、考释着，不能显露真正的面目。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对《周易》的研究作出不少贡献，但基本的误会并没有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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