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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应用

周易思想中“变易不易”与常变观点

2013-03-26 | 来源:国学堂 | 所属栏目:周易应用 | 点击:

周易》古有“变经”之称,其实,变与不变总是统一在一起的。王夫之就说:“《易》兼常变。”(《周易外传•系辞下传》)《易》之名本身也含有常变之义,孔颖达在《论易之三名》中引郑玄《易赞》和《易论》的话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卷首)变易为变,不易为常,变易不易合起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常变观。《周易》不仅有常变之名,更有常变之实。《系辞》有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然而事物有变就有常,有常就有变,《周易》既在“变动不居”中显示了恒常通久的不变法则,又在恒常通久中表现了“惟变所适”的可变规律,这种“常中有变”、•“变中有常”的思想就是所谓的“天行”,即天道运行规律。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蛊卦•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卦•彖》)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剥卦•彖》)

事物运动,由始到终,终了又始,循环往复,变又不变,这就叫“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辞)。“复”的意思就是事物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最终还是要回到初始之位,可见,“复”就是变中有常的天道运行规律。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唯有天道规律本身是不变的:这天道规律永恒不变的最高表现就是天上地下、阳尊阴卑。《系辞》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矣定。”事物变化必须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体现尊卑长幼的秩序。这种常变规律也是《周易》成卦的根本原则。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说卦》)

《周易》每卦六爻,代表三才之道,三才之道又各有阴阳、柔刚、仁义之分,故曰:“兼三才而两之”,“六画而成卦”。六画就位次而言,可“分阴分阳”,即以初、二之位为地之阳、阴,三、四之位为人之阳、阴,五、六之位为天之阳、阴。阴阳之位,对立统一,反映了道的恒常不变的模式;就爻变而言,六画乂“迭用柔刚”,即六爻与六位迭用,或刚或柔,运动不息,变化不止,所谓“爻者,言乎变者也”,它体现了道的运行变化状态。六位的阴阳与六爻的柔刚,也即道之常与变,彼此交错,互相迭用,构成了易卦的根本组成规律。

刘勰借用《周易》变与不变的思想来说明“为文之用心”的道理,形成了《文心》中独特的文学常变观。

(一)经意有常、伟辞自铸

刘勰在《辨骚》篇说《楚辞》之作,“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他认为经是常,是“恒久之圣道,不刊之鸿教”,所以为文必宗经: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

“情深”、“事实”指真,“风情”、“义直”指善,“体约”、“文丽”指美,这“六义”是刘勰从经文中总结出来的真善美的艺术标准,它们是写作的根本要求和最高原则,是不变的常规。因此,创作要“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

刘勰虽然认为圣文雅丽、衔华佩实,以圣文为文章写作的典范、楷模,却并不否认文章的发展变化和作者的艺术独创。他通过对文学发展史的考察,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的变文发展观点。另外,他在“文之枢纽”中不仅要“师乎圣,体乎经”,还要“酌乎纬,变乎骚”,强调文学发展中“变通趋时”的规律性和文学创作中“变通适会”的灵活性。

刘勰的文学常变观在对《楚辞》的评论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从文学的发展看,经是正体,骚是变体,中国文学史上作品的发展,由正体而演化成变体,《离骚》乃是变化的端绪。刘勰怀着赞赏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首创的变体,说它是继《诗》之后的“奇文”,是“《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是文章变体的杰出代表。从艺术独创来看,《楚辞》的作者“自铸伟辞”,以独创为能事,创造出了“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艺术杰作。刘勰充分肯定了屈宋的艺术独创和《楚辞》的华丽文采,《事类》说:“观乎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时序》又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这些都表明刘勰是提倡文学的变化发展,赞成文辞的自铸独创的。然而,刘勰又并不主张无条件的变化发展。他认为“自铸伟辞”的前提是“取熔经意”,只有“依经以树则”,“附圣以居宗”(《史传》),把握经典这个常体,“执正驭奇”,才能制胜文场。根据这个标准,刘勰区分了《楚辞》与《风雅》的“四同”、“四异”,指出了《楚辞》的不足之处,最后提出了“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要求。刘勰就是这样本着“执常以迎变,要变以知常”的常变观点来评价《楚辞》的。

(二)文体有常,术数无方

“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这里把“有常”的文章体裁与“无方”的写作技巧对举,提出了文体与技巧之间的常变关系。

我们知道,文章的各种体裁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又进一步总结了诗、赋等十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刘勰则在《文心》中用二十篇的篇幅来“论文叙笔”,探讨文章形体的外部要求,总结各种文体的常规,如“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明诗》)“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诠赋》)诗赋的这些特点都是由文体决定的,刘勰说是“即体成势”、“循体而成势”。虽然具体写作过程中也有一些变化,但文章写作“各以本采为地”(《定势》),遵循文体的基本要求,始终是写作的不变法则。

与文章体裁有基本要求、固定常规相反,写作技巧、创作活动则是灵活多样,变化无常的。“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物色》),“诗有恒裁,思无定位”(《明诗》),表述艺术生产是一项个体性极强,独创性极高的创造活动。而人之禀才,迟速异分,由于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禀赋各不相同,因而文思利钝也不相同,有人精雕细刻、反复咀嚼,像司马相如、扬雄、王充、左思等,俱为“思之缓也”;有人文如泉涌、一气呵成,如枚皋、曹植、王粲、阮瑀等,俱为“思之速也”(《神思》)。再说,创作过程是以想象为主的形象思维活动,刘勰允许并赞成艺术家有驰骋艺术想象的自由,他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神思》),“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隐着》),并由此而认识到创造活动中复杂微妙、千奇万状的情形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

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神思》)

刘勰还就文章体裁与文思技巧之间常变不同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通变》)。因为文体的基本特点有一定的常规,所以要研究过去的作品,熟悉文体的规律;又因为写作技巧没有固定的章法,所以要努力创新、大胆突破,这才是“通变”的精义。范文澜说得好:“通变之术要在‘资故实,酌新声’两语,缺一则疏矣。”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没有机械地看待文体之常与技巧之变,他认为文体之常是常中有变,技巧之变是变中有常。《文心》文体论各篇按照“选文以定篇’’的原则,结合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具体地分析了文体的古今之变,揭示了每种文体的变化情况,然后再“敷理以举统”,总结文体的写作常规,说明文章体裁的独立性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创作论各篇则本着“剖情析采”的原则,研究“为文之用心”,尽管文思无常、术数无方,刘勰还是要致力于探颐索隐,变中求常,为后生指迷问津,总结经验。例如,对于构思运笔,他提出“草创鸿笔,先标三准”(《熔裁》);对于文章体势,他主张“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对于夸饰的运用,他要求“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夸饰》);对于引用成语典故,他说要“取事贵约”、“据理须核”(《事类》)……这些都是刘勰概括的创作规律,它们具有恒常不变的性质,即所谓“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思无定契,理有恒存”(《总术》)。由此可见,有常之体是经历了历史的演变才形成的,是由变中得来的;无方之数经过逐渐积累总结,也必然向有常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有常之规。这就是刘勰所持的辨证的文学常变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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