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相爱，交相利”蕴含着博爱互利的意义，便是“爱无差等”，“不辟亲疏”。这样便与孔子的“仁者，爱人”发生了差异。孔子的“仁”在与“礼”的联系中，受“礼”的“亲亲”关系的制约，因而，“爱人”便产生了厚亲薄疏，先亲后疏，这便是推己及人，由厚亲、先亲而推及疏，以至有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的观念，这样儒家所谓的“爱”便是有差等，有亲疏的。因此，孟子激烈批评墨子的无差等、无亲疏的“兼相爱”是“无君”、“无父”，与禽兽差不多。孟子之所以不能容忍墨子的“兼爱”，就在于它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和破坏力摄。
墨子鼓吹“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之人皆相爱”，尽管在当时是很难也不可能实行的，但墨子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巨大的真诚，希望每一个人在行为上有所贯彻或表现，而鼓噪呐喊：“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人人都真诚地互助互利。这样，普天之下“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幼有所养，老有所终，这样一个兼爱交利、平等互助的理想国，是很美好的。墨者集团为实现这个理想国，曾身体力行。比如墨者有了俸禄收入，便将收人的一部分交与墨者集团公用；如果做官，必须贯彻推行墨家的主张，不能贯彻推行墨家主张，决不能苟且，贪图髙官厚禄，便自行辞职；若发现有违背墨家主张，墨家集团就要开除他。这种严格的组织，曾有效地保证了墨家集团在一定时期内思想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推行，但毕竟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相符合，以至后继乏人。
中国文化思想从原始崇拜物的不同，而形成由代表阴阳这种属性的符号排列、组合为卦画的三《易》，逐渐发展为儒、道、墨三家思想体系。他们是中国最早创立的学术学派，对中国文化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但随着历史的推移，时代的更迭和思想的发展，墨家逐渐衰微，而慢慢融合到儒道思想中去。
后来儒家尊崇亮舜文武孔子的道统，主崇有、有为和入世；道家尊崇黄老的道统，主贵无、无为和隐世。秦汉时期，儒家经历了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变，《周易》被奉为儒家的六经之首，为儒家的经典。其间道家思想得到了发展，并被运用于政治，与民休养生息，促使了经济的繁荣。著作有《黄老帛书》、《淮南子》，甚至有《周易参同契》这样的著作。
魏晋时期，玄学家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从道家的道统推崇《周易》，替如《晋书•王衍传》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何、王继承老庄道家，其思想宗旨是以“无为为本”或“以无为本”。裴颜等深疾世俗崇尚虚无之理，“不尊儒术”之弊，而批判何、王的“以无为本”，主张崇有，并作《崇有论》，指出何、王等“口谈浮虚，不尊礼法”，是与道家老庄相联系的。
儒道两家由《易》而分，经长期互斥互争，互补互济。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又经儒、释、道三家的斗争融合，终于出现了糅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宋明理学。中国文化思想经历一个合——分一一合的进程。当然这个进程并没有完结，后一个“合”，也正是进一步分的开始，宋明以后，中国文化思想又处在分的过程中，将来，还是要“合”的，不过，这个“合”，其广度和深度将大大超越前者。以至世界文化亦走向东西方融合的道路，这是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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