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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占星学:对自然灾异和人事变故的恐惧

2013-06-11 | 来源:国学堂 | 所属栏目:占星学术 | 点击:

我们再来看看占星家所占测的内容,看他们关注的是些什么问题。

占星术同其他占验活动一样,都是通过某些占测方式去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或论断现在正在发生、进行的事情。但它和一般看相、算命、测字、扶乩等占验活动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占验活动所涉及的吉凶祸福之事往往是个人的事情,如寿夭、子女、婚姻、爵禄、迁移、交友、经商等等,与国家大事关系不很密切。占星术则恰恰相反.它动辄涉及闰家的重大事件.与整个社会的吉凶休咎息息相关,如果说它也涉及个人的话,那往往是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或起关键作用的人。这就决定了占星术比一般的占验活动更具訂社会历史性,研究它,可以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占代人所普遍关注的是些什么问题。

从现存的占星材料来看,古代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有:

国君及其后妃问题。很多星变都同国君有关。如《汉书•天文志》记载: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三月,有一颗客星居于王梁(即王良)东北,宽九尺,长丈余,向西指经过阁道,至紫宫。这年十二月,就“宫车宴驾”了(指汉宣帝死)》同后妃有关的.如《后汉书•天文志上》记载:汉光武建武九年(公元33年)七月乙丑,金(星)犯轩辕大星,十一月乙丑,金星又犯轩辕。轩辕是的星官,它的大星为皇后,金星犯轩辕为皇后失势。这时郭皇后已失势被疏远,后来废为中山太后,阴贵人就被立为皇后。与后妃有关的星常见的有轩辕、女宿(婺女)、织女等。国君和后妃的寿夭存亡问题、题往往涉及国家治乱,故占星家特別总观察、记录。

大臣及诸侯问题。常见的除他们的死生寿夭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可能蓄谋、发动的变乱活动,这样的例证可谓史不绝书。如《后汉书•天文志中》载: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现于牵牛,长八尺,历建星至房宿南,时隐时见达五十日。牵牛主吴、越,房、心为宋。后广陵王刘荆与沈京,楚王刘英与颜忠各自谋反,事情败露,都自杀了。臣谋其主,技大于干、胫大于股这类事之所以为占星家所密切注意,主要是出于维护皇权绝对地位

战争问题。战争问题可能是占星家注意的核心问题之一。只要打开占星书一看就会发现,几乎大多数星象变化都可以同战争有关。占星家的预测不仅包括战争可能发生的方向、地点(或地域),作战的时间、规模、胜负,还可能包括敌我双方的进攻方式(如偷袭、埋伏等),真是细入间微。如《开元占经》卷九十七就载有关于军事方面的许多占验条文。史书如《晋书•天志中》载: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七月壬戌,太白犯岁星。占星家预言太白犯五星,有大兵。”五年三月,诸葛亮率领大军进击天水。当时司马师为大将军,抵拒并击退了诸葛亮。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七月丁卯,太白犯镇星,在柳宿。占星家预言:“周地有大兵。”这年八月,桓温伐苻健,退,因破姚襄于伊水,定周地。占星家对战争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到了非常敏感的地步。这种敏感,也是同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心理有关的。

水旱等自然灾害问题。在占星记载中,关于水旱等灾害的预测也是很多的。因为水旱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农业收成.与之相随的常常是饥荒疾病,人民流徙.因而对水旱等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关心。例如《汉书•天文志》载: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约四尺。占星家预言:“为水饥。”这年五月,渤海水大涨。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又如《魏书•天象志三》载: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月行四次进入氐宿,十月,辰星又进入氐宿;闰月丁丑,火星犯氐宿;乙卯,又进入氐宿。占星家预言:“大旱岁荒,人且相食,国易政,君失宫,远期五年。”这年,两雍及豫州大旱饥荒。第二年,有十五个州镇闹大饥荒。至十四年,太后崩。时江南北连岁灾雨,至十七年,有劫杀之祸,诛死相踵。一般说来,老百姓在天上是没有地位的,但一些重大灾祸的到来,占星家往往也从天象方面找到相应的根据。如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占星家就“按刘向说:‘天官列位,在官之象,小星无名者,庶民之类。”’认为“此百官庶民将流散之象也”。并记载:“是后天下大乱,百官万民,流移转死矣。”这类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人民在灾荒动乱之际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难,有很重要的认识意义。

刑狱问题。刑狱的轻重是国家政治好坏的一个重要检验标志,因而它在占星术上也有所反映。在满天星斗当中,占星家专门设
泞了某些星象以占验同家刑狱的情况。最著名是贯索,它被祢为“贱人之牢。”《晋书•天文忐上》说:“贯索九星在其前,贱人之牢也。一曰连索,一曰连营,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强也。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九星皆明,天下狱繁。七星见,小赦。六星、五星,大赦。动则斧钺用,中空则更元。”占星家认为如有星进入贯索,也是刑罚繁重,民多疾苦的迹象,这时统治者要做些存问工作。如《魏书•天象志三》载:北媿太武帝拓跋焘延和四年(公元435年)九只壬午,有大流星出紫微,入贯索,长六丈余。占星家预言“有大君之命”。第二年,太武帝就命侍臣行郡国,观风俗,存问民生疾苦。

迁都问题。有些天象,占星家认为可以决定国家是否迁都的重大问题。如《媿书•天象志四》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二月庚戌,火星、土星在室宿交会。占星家认为,室星,象征先王用以建造宫庙;火星是天上的视察官,土星为司空,它们聚一起商议,是观察都城地理位置的征兆。又引《纬书》说:“人君不失善政,则火土相扶,卜洛(选择洛阳为都)之业庶几兴矣。”这年九月,孝文帝停止出击南齐,始大议迁都。冬十月,诏司空穆亮、将作董迩修缮洛阳宫室,第二年从并州迁都洛阳。迁都是一件大事,统治者实早有此念头,但要下定决心,还须找到相应的理论根据。这个根据,占星家从天上为他找到了。又如东魏孝諍帝天平二年(公元535年)“有星孛于太微,历下台,及室壁而灭”,“间三岁,至兴和元年(公元539年)九月,发司州卒十万营邺都,十月新宫成。”也是根据星象决定迁都的例子。

改朝换代问题。占星家认为每到改朝换代之际,总有相应的天象作为先兆。如《晋书•天文志中》载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三月壬辰,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聚于东井。东井,是秦的分野。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定关中,后来便夺取了晋的天命而建立刘宋王朝。而《宋书•天文志四》又载刘宋后废帝元徽五年(公元477年)五月戊申,太白白昼出现于午上,光明异常。占星家说:“这是更姓的预示。”六月壬戌,月犯钩钤星。占星家说天将有大令。”这个月乙丑那天,月犯南斗第四星。七月,废帝死,大赦天下。过了两年,萧道成便取代了刘宋王朝,而建立了南齐王朝。再如《隋书•天文志下》载:隋场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辛亥,有大流星如瓮,坠于江都。占星家说:“它下面将有大兵战,流血破军杀将。”这年六月,又有星孛出现于太微宫五帝座,色黄赤,长三四尺左右,数日而灭。占星家说:“将有亡国之事,杀君之事。”第二年,宇文化及等就杀了隋炀帝。

总的说来,占星家所注意的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他们的任务似乎就是要把人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与天象联系起来,使之能从天象的变异中找到根据,并得到较圆满的解释。他们还常根据一个时代天象变异记录的多少来判断这一时代的好坏。如《汉书•天文志》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次,彗星三次出现,夜间常星不见、半夜星陨如雨各一次。这时候的政治就很混乱。周室衰微,上下交怨,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社稷的不知凡几。秦始皇之时,十五年间彗星四次出现,久的达八十日,长的划破天空。后来秦国就以武力兼并了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这样看来,星象的变异就成了政治得失的晴雨表。因而占星家(往往兼史官)往往在记录天象变异的同时,还往往把有关的政治、军事、灾变等重大事件也记录下来,使之构成一个天人记录的整体。

这种把天象变化同人亊变化胡乱联系起来的做法无疑是荒谬可笑的。但它也往往具有双重的价值:其天象记录,为今天的天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人事记录,也往往可补史书其他部分记载之不足,特别是由于它记录的往往是一些大事,又往往看重事件的后果,所以它对历史学研究也有资料价值。对一般读者也具有认识价值。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隐藏在占星术背后的社会心理。

隐藏在占星术背后有两种最重要的社会心理:一种是对自然变异未能理解或未能全面理解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一种是对社会政治变化无常所产生的忧患心理。这两种心理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占星术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原因之一。

对自然变异未能理解或未能全面理解会产生恐惧心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天象变化,是十分复杂纷纭的,有很多现象,就是到了今天天文学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未必都能完全作出圆满的解释。在科学力量未及的地方,迷信就往往去占领,把它作为自身发育的温床,西方一些科学家(如牛顿)在相信科学的同时又相信上帝,即是其例。在我国占代,天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一些天象的变化,人们很早就掌握了它们的规律,能作出科学的描述或预测。例如对日月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纪录日食的国家,(―般认为《尚书•胤征篇》所记的日食为我国最早的日食纪事,发生在公元前2137年10月22日),在殷墟卜辞和《诗经》中,都有关于月食的记载。《史记•天官书》已有关于月食周期的记载。至刘宋时,天文学家何承天已根据日月食的情况调整历法,纠正朔望的日期,使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月食一定发生在望日。唐代对日月食食分的多寡已有比较精密的测算方法。但是,尽管天文家们对日月食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在人们没能彻底弄清它们的真相之前,对它们的恐惧心理仍然无法消除。遇到日月食,统治者总会感到这是一种天谴,是国家的政治上出了问题,将有大祸临头9要想挽救这种天谴,最高统治者要派大将、三公一类大臣在南郊祝坛向天祷告,陈述自己为政的罪责,请求上天宽宥。(见《开元占经》卷十“救日蚀”引《春秋感精符》)。一直至17世纪,宫廷里还有一些引人发笑的仪式。据外国的目击者金尼阁说:“当北京的占星家预报发生交食时,官吏们和偶像似的大臣们便奉命穿着公服聚齐,敲打铜钟,在他们认为会发生交食的时候一直跪在地上,以为这是在帮助那苦斗中的星辰,使它们免于被我所不了解的什么恶蛇吞掉(据说是如此)。”(转引自《中国科技史)第四卷656—659页)敲鼓来救日食,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救日食的仪式。《春秋》鲁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69年)就有记载:“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这个古老风俗流传达二干余年之久,可见人们对日食这种自然现象给人们带来的惊恐心理是多么地顽强持久。在有文化的统治阶级当中是如此,在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当中就更是如此了。

又如对彗星这一天象的恐惧。应当说,古人对彗星的性质是有某些正确的认识的。《晋书•天文志中》说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说彗星同日光有关系,这可说是一神符合科学的天才猜测。但这种科学猜测并没有降低人们对彗星的恐惧心理。《晋书•天文志中》在说了上面一番符合科学精神的话之后接着又说:“顿挫其芒,或长或短,光芒所及则为灾。”又说孛(彗星的一种)是“恶气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乱,则外有大兵,天下合谋,喑蔽不明,有所伤害„”我们经常
可以看到把彗星的出现与重大人事变乱联系的记载。如《晋书•天文志下》记载:晋惠帝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轩辕、太微,经三台、太陵。占曰:‘奎为&(分野为鲁地),又为库兵,轩辕为后宫,太微天子庭.三台为三司,太陵有积尸死丧之事。’其后武库火(兵器库着火被烧),西羌反。后五年,司空张华遇祸,贾后废死,鲁公贾谧诛。又明年,赵王伦篡位。于是三王兴兵讨伦,兵士战死十余万人。”这条记载,把五、六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变统统同一次彗星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可见这次彗星在人们心灵t留下的印象是多么地深刻,持久!

对天象的恐惧感是由于人们的科学知识还不足以使自己彻底解除疑惑的结果.所以越是形状奇特、外观可怖而又不常见到的天象,人们的恐惧心理就越严璽。史书中记载了很多名目古怪的彗星或流星、客星.动不动就与“赤地千里,枯骨藉藉”、“五抒不收,人相食”、“风雨不节,焦旱,物不生”、“众庶流移”“旱饥暴疾”等骇人听闻的t情联系起来,就是基于这种少见多怪的心理。由不了解或不甚了解自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情况。例如A•代欧洲人对弩星的恐惧、对日月食的惊怕,就同中闽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在瑞典、丹麦、挪威等叫家,人们认为日月食的发生是饿狼在吞刀,因而在日月食发生的时候,当鼓敲打起来,以驱赶饿狼,或迫使它迅速吐出日月,这与中国民间的风俗完仝足一样的。笔者小时候住在山村里,就呰名眼看到月食发生时,人们敲脸盆、瓦器以驱赶天狗的情景。

由社会变化无常所产生的忧患意识也是占星术存在的原因之一。一般人都认为占星术是为统治阶级占有天命、解释天命服务的,这固然很对。因为每一个新的朝代诞生,确实总有占星家为他们从星象中寻找根据,把新王朝统治者的出现同五星聚于东井一类天象联系起来,以说明他们取代旧朝的符合天意。司马迁曾经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优倡畜之”(《报任安书》)的话,说明占星家在统治者眼中、手中不过是一种玩物,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天命,把星象作为说明自己意图的工具。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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