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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卜筮、占卜的注释和流传

2015-02-22 | 来源:国学堂 | 所属栏目:占卜学习 | 点击:
易经卜筮、占卜的注释和流传
 
《易经》是卜筮书,卜筮在殷周之际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非常崇髙的地位。据有关文献记载,处理国家大亊,即使国君和卿大夫都同意,卜筮的结果说不该做,那么,原订的计划就要取消。反之,如卜筮的结果说某事该做,即使公卿大夫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按卜筮结果执行。
 
卜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使卜筮者享有崇髙的地位々从亊卜筮的神职人员,往往就是国君,后来也往往是公卿宰相之类。
 
周代以后,特别是从春秋战国时代起,理性思潮兴起,传统的神学一步步破产,卜筮的地位也一步步降低。秦汉以后,公卿将相就不再从事卜筮,而从事卜筮的神职人员地位也逐渐降低,有的甚至流落民间。
 
在汉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就出现许多用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占卜的专职人员。比如用历法、猁日影、候钟律、权土炭等等。他们和原来的卜筮职业者争地位。据说汉武帝有一次要娶亲,召来各种占卜专家,以求选个好日子,但众说纷纭,最后还是汉武帝自己拍板:以五行家为准。这件亊也说明《易经》占筮,即在占卜领域,也不再居于崇高地位了。
 
到唐代,武则天下令,占卜职业者的官职,不得超过司膳寺诸署令。司膳寺不得和六部相比拟,诸署令更是官低职微,大约最多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处长。宋明以后,各州郡府县也还都配备一名专职占卜者,但“有职无禄”,事实上,和民间的算命先生没什么两样。上述事实说明,封建国家越来越不把占卜当作一回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殷周时代居于崇高地位的龟卜,汉唐以后就完全失传了。《易经》没有失传,原因是它适应时代的变化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方向。
 
据朱裹研究,孔子及其以前,称做学问的有六种,叫做“六艺”。六艺不包括《易经》,因为《易经》不是一种学问,无法用它来教人。我们前面的考察也说明,《易经》书中透露出来的,都是当时一些零零碎碎的、有关各种知识的只言片语。在《易传》中,讲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而在《易经》中,连这完整的世界观也没有。因为它的目的是占卜,不是为了传授知识,也不以记载知识为目的。
 
适应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大约从春秋时代起,就提出“《易》不可以占险”(《左传》昭公十二年)的思想。当时的易学家,主要用《易》来借題发挥,作为分析国家和个人大亊的理论依据。战国时代,荀子更进一步提出:“善《易》者不占”(《荀子•大略》)。依荀子的说法,用《易》进行占筮的,都是些不莕为《易》的、蹩脚的易学家。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产生了《易传》,把《易》作为讲天人之道的哲学书。
 
历史地看来,此一时期大约是《易》由专门的占筮书到主要作为哲学书的转变时期。所以到秦朝焚书,才不烧《周易》,认为它是一本卜筮书。
 
由于思想家们把《周易》作为讲天人之道的书,并且由于它讲得好,讲得集中,所以许多子书都援引《周易》的道理,《管子》、《吕氏春秋》、《庄子》、《荀子》等等,都对《周易》有所介绍或阐述,或者是借用《周易》来讲述他们自己的哲学道理。
 
西汉建国不久,由于《周易》已被先进的思想家们当成讲天人之道的哲学书,而且《易传》又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学说,这就可以当做知识用以教授学生了。所以西汉初年,《周易》就被国家列入学官,置博士,教授学生。
 
用一番道理去解释《易经》,《易传》已经开了一个头。汉代学者虽然把《周易》尊为经,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但在当时,被尊为经的还只是五经或六经。孔子的作品,如《论语》,虽认为很重要,但还不算经。因此,汉代初年,人们大约也未把《易传》看作经,所以他们才模仿《易传》,开始注释《易经》。
 
汉代易学家中,象数派居多数。留传至今的易学著作,有«易纬》七部,有《京房易传》、《焦氏易林》等。魏晋时代,由于义理派兴起,几百年中,汉代的易学著作几乎丧失殆尽。到唐代,李鼎祚汇集了他能见到的汉代易学材料,才使無于灭绝的汉代易学得以一脉绵延,淸代,汉学家们更大规模地搜集汉代的易学材料。从他们的著作中,使我们得窥汉代易学的只鳞片爪。
 
汉代易学影响较大的思想,是卦气说,以及与之相伴或由它派生的纳甲、爻辰等说法。这些内容,我们都将在有关章节中介绍。
 
汉代炼丹术兴起,炼丹方士借用当时的易学理论,去说明丹药的化合过程,这就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现代不少人说这是一部内丹书,其实只是在唐代以后,当内丹术兴起的时候,道教才把它当作内丹书。说它一开始就是内丹书,不符合历史事实。
 
汉代从刘歆开始,把历法数据和易数相比附,认为历法数据都是从易数推出来的。刘歆和在他之前作卦气说的孟喜,可说是“科学易”的创始人。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继承刘歆的作法,把历数和易数相附会。他们都遭到后来天文学界的严正批评。
 
《周易》在汉代就成了五经之首,所以非常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儒经是《春秋》^汉代讲天人感应,《春秋•公羊传》是天人感应的经典。
 
魏晋玄学兴起,《周易》为“三玄”之一。然而由于王弼以老解易,所以玄学的实质乃是魏晋人所理解的老庄思想。
 
唐代在思想上多继承玄学,在易学上无大创造。宋代理学兴起,理学家们又以理学解易。其中最著名的是《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这些著作后来都被作为标准教材,供士人们阅读、学习,并以此应科举、求官做。
 
北宋时代,出现了《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等,作者们说是上天所賜,圣人所作,他们只是发现了这长期失传的秘密。从此以后,作图风起,明代以后的易学著作,几乎是无图不成书。关于这些图象的来垄去脉及其意义,本书也将有专章叙述。
 
,唐宋以后,《周易》的流传更加广泛,不仅儒家的著作几乎没有不谈《周易》的,《易传》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成了理学家的口头禅,道教、佛教也广泛利用易学理论来阐述他们的教义。
 
清朝人编《四库全书》时,对以前易学的发展做了总结,他们说:
 
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亊,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四库全书总目《易类一》)
 
这是清代学者对《周易》注释和流传情况的概略描述。依据他们的描述,则历代易学的派别及流传是:
 
象数派:汉儒一>京房、焦延寿一^陈抟、邵雍>义理派:王弼胡瑷、程颐一>李光、杨万里。这个描述大体符合历史的实际,但不完全。
 
依据这个描述在《左传》时代,《易经》主要是占卜书。到了秦朝,虽然《易传》已经出现,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仍然把《易经》仅看作古卜书,所以秦始皇焚书,才不焚《周易》。
 
汉代,易学发生了分化,派别众多。但总体上,则如清代学者所说,“汉儒”注重象数,他们通过象数,“推天道明人事”,所以“切于民用”。在清代学者看来,这是易学的正统。京房、焦延寿等人,讲卦气,说机祥,主要从事于占卜,这就使谈学和占卜分家,即所谓“占、学分途”。到宋代陈抟、邵雍,是象数派发展的又一阶段。他们“务穷造化”,从天地幵辟,讲到万物化生,对世界上的一切,都要穷究它们的来源,以确定他们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陈抟的易学难以详考,但所说邵雍的易学则大体符合事实。
 
但在清代学者看来,京房、焦延寿、陈抟、邵雍的易学“不切于民用”,不是“因事以寓教”、“觉世牖民”,因而不合圣人之意。所以淸代学者把《京房易传》、托名焦延寿的《焦氏易林》、邵雍的《皇极经世书》都逐出“易类”,而归入“术数类”。清代学者的易学观,大体上反映了历史的实际。
 
义理派的开创者是王弼。王弼的义理,主要是老庄;到宋代胡瑗、程颐,特别是程頤的《周易程氏传》,才“阐明僑理”。所谓“儒理”,就是理学或称道学之理。到南宋李光、杨万里,
 
又拔引历史事实来证明所讲的儒理。如李光解《蛊》卦,说天下蛊坏之时,必得能够继承大业的儿子,才能拯救天下。比如周宣王,就是这样能继承大业的儿子。《蛊》卦只讲父子,李光说,这是因为中兴大业不可尽付给大臣。这些解释与援引的史实,都是对宋髙宗、秦桧而发。后来杨万里继续这种作法,进到批评。说这样注易,只可供文人欣赏,没有学术价值。这就是所谓的“R启论端”。但《四库》的编者赞同李光、杨万里,认为圣人作易,正是通过卜筮论人事。其他人的毛病,正在于舍人事而只讲天道。
 
.清代学者所描述的易学变化,正反映了时代思潮的演进,反映了解易的时代特征。京房讲机祥,那是由于汉代是天人感应的时代,是个讲机祥的时代。汉懦重象数,那是由于整个天人感应都必须从现象出发去推测天意。
 
王弼易学,则深深渗入了玄学的、亦即以老庄为标志的思想。他注《易》主张“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把象意关系比作筌蹄和鱼兔关系,就是直接脱胎于庄子思想。在《周易注》中,他强调自然无为,把《彖传》“复见天地之心”解释为“返本”,而“返本”又是动息为静,明显是用老子归根曰静思想释《易》宋代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把天解释为道、帝、鬼神,与他在教诲学生时把天解释为理、帝、鬼神是完全一致的。“天者,理也”,是他的基本命题。而他全部哲学,归宿于存天理、灭人欲。他曾讲过,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因此,他特别重视艮卦。艮是止。止,就是止于理。人们之所以不能止,就是因为被欲望牵制。所以,要止于理,必须做到无欲。这里贯穿的,完全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精神。
 
朱裏就是鉴于这些情况,才作了《周易本义》。在理论上,他是程颐的后继者,但他不满意他以前的学者们对《易》的注解,也不满意程颐。他认为历代所讲的那些易学道理,都不是圣人的本义。本义只是告诉人们吉凶悔吝,从而怎么去做,并不要讲什么道理。
 
《四库全书》编者总结了易学的历史之后又说道:
 
此两派六崇厂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箅木,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故易说愈繁。
 
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周易》已被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天文、地理、算术、炼丹术等自然科学领域。但《四库全书》编者认为,这些都仅是“易之一端”,“非其本”。所谓本,就是天道人事,即一般的哲学道理。《四库》编者慨叹这些说法繁杂不经,但未能做出进一步解释。只有到了近代,学者们用新的世界观看待《周易》,才使易学研究发生了根本转变。
 
各时代易学面貌的不同,还表现在对《周易》经传关系的看法上。司马迁当时,还把《易传》看作十翼“翼”只是经的辅佐,大约不得称经。在形式上,经、传分开。一般是经分上下,传有十篇,共十二篇。后来,大约在西汉末,《易传》也被称作经。东汉郑玄,有人说甚至早在西汉费直,就把经传合在一起。到王弼,又进一步把《彖传》、《象传》分厲于每卦卦爻辞之下,把《文言传》分属乾、坤二卦,其他四传,则附于经后。在一个长时期里,王弼易学是正统易学,王弼传本也是正统的易学传本。直到今天,由于王弼传本被采入《十三经注疏》,所以影响深远,通行的仍是王弼本。
 
宋代,朱煮作《周易本义》。他既反对人们借易大讲道理,也反对人们以传附经。他的《周易本义》重新把《周易》经传分开,以体现他的伏羲是伏義之易、文王是文王之易、孔子是孔子之易的思想。朱熹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他反对人们把自己说的道理算作《周易》的思想,也反对把《易传》的思想当作《易经》的思想,甚至也反对把《易经》中卦爻辞的思想当作卦爻本有的思想。他认为圣人画卦、爻时是不要讲什么逍理的,卦爻辞是后来的圣人加的。
尽管朱蒹的《周易本义》影响深远,但人们还是不理会朱熹的劝告,把自己的道理说成是《周易》的,把《易传》的道理说成是《易经》本来就有的。
 
淸代,汉学兴起。汉学家首领惠栋整理《周易》,主张完全恢复汉易传统和汉易经传分开的格式。他的《周易述》,经的部分只讲经,《文言》、《彖传》、《象传》,都放在经后。
 
实际上,《彖传》、《象传》与卦爻辞的联系确实比较紧密,把它们和经文放在一起,读起来确很方便。我们以为,这是今天仍然通行王弼木的根木原因。
 
通行本卦序的编排,是乾、坤、屯、蒙……直到既济、未济。这是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存在的编排。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则是另一种卦序编排。这足以证明,战国秦汉时代,《周易》的六十四卦,有肴不同的排列方式。现在通行本的卦序排列,只是这不同排列方式之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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