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十四卷也都是本着两两相对应的原则来编排的，只是从标题上看，对卦式特点不像前面所举例子那样容易辨识。下面就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卷五《贵德》是就施恩一方立论，《复恩》则主要是就受恩一方立论。两篇合起来的主要意旨就是《复恩》篇首所说的“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即君主应施德而不图报，臣下应受恩而以死相报。这是“以异相明”。
卷十三《权谋》论述的是权衡时势，随机应变以求趋利避害的谋略。权谋有为公为私之分，为了防止偏失，卷十四《至公》就论述大公无私，最大的公正。文中标举尧让位于舜而不传其子的行为是“大公”，伊尹、吕尚二人忠君仁下，不结私党，不营私家的行为是“人臣之公”。后卷意承前卷，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归为“以同相类”。
卷十七《杂言》和卷十八《辨物》尽管所言各异，但二者的宗旨是相同的，都在卷首一段就对理想人格做了论述，表明了该卷的中心议题。只不过两篇是就理想人格的两个侧面各作论述，合起来，则是一个全面的理想人格所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杂言》篇要求“贤人君子”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盛衰成败，安定与混乱的原因，明达世俗人情，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也就是说，对他们的界定是就其政治智慧而言的。《辨物》篇对“成人”的界定则重在通晓人情人性、各类事物的变化、光明与幽暗的原因、宇宙生机的来源等方面，“穷神知化”是“成人”的最髙境界。对他们的界定是就其宇宙智慧而言的，侧重的是天道方面。这两卷的内在主旨与意蕴一脉相通，符合“以同相类”的编排宗旨。
《说苑》是按照两两相对的原则来编排书序的，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这已经得到证明，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编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易》本经的对卦式结构。作出这一推测的理由有二：
1.编纂者的知识结构提供了可能。刘向曾研习《易经》，这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歆及向始皆治《易》。”《汉书•儒林传》：“刘向校书，考《易》说。”可见，刘向对《易》经是十分熟悉的。而且，在《说苑》之前，就目前经常见到的比较重要的典籍而言，只有《易》经是按照两两相对的原则编排的。
2.《说苑》本身提供了内证。《说苑》是经过精心编撰的作品，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刘向在《说苑序奏》中自云：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
这几句夫子自道道出了作者所下的编撰功夫，说明该书的结构不是随便安排，而是有意为之的，是经过了一番“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的着意加工的。然而这加工，则很有可能是借鉴、效仿了《周易》本经的结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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