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过卦人生智慧：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选择引退
《大过》卦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不闷。”
《易经》的表述是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即立象以尽意，也就是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既然湖水淹没了湖边的森林，那肯定就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是一种“大过”的现象。也就是说，是一种阴阳错置，乾坤颠倒的现象了。而一个正直的人，处于这样的世道，是很难做的，要么趋炎附势，同流合污，要么坚持自己的信仰，与之抗争;要么干脆离职隐居，跳出纷繁复杂的圈子，寻求一种与山水同乐的超然。再就是另一种归隐，归隐官场，即不同流合污，也不刚直抗争，而是韬晦，知道不说，暗里也争，即“潜光”术。
陶渊明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即“遁世不闷。”
东晋是一个很黑暗的年代，很多的士人因不堪仕宦的黑暗，又不愿同流合污，与之抗争又无能为力，于是，就要么不说话，要么选择了归隐山林，即使身还在官场者，心也是归隐山林了。郭璞就是如此，他的《游仙诗》，就是表明自己不与黑暗政治同流合污，赞美“归隐山林”，鄙视权贵荣华。陶渊明呢，干脆辞官归隐，“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当起了农民，他种豆，种谷，也种菊花。夏日，“晨兴理污秽，带月荷锄归。”秋日，则“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而闲暇时，趁了“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陶渊明的心境当时一定很凄苦，只是他把它深深地掩藏了起来，以一种貌似轻松、恬淡的笔调，描写着他的田园生活。
自古以来，士人都是轻易不愿退出仕宦之途的，除非万不得已。况且，陶渊明当时也就四十来岁，正当人生风华正茂之年。从他的名篇《饮酒》中的句子“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就是:《诗》、《书》、《礼》、《乐》、《春秋》和《易》)看，他亦是习儒学者。
儒家思想宣扬的是进取，是入世，是君子以自强不息。既已经从儒家，却中途隐世，这对于一个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真是很无奈了，是绝对不会走此路的。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鬟”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7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于是，辞职回家。后来，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
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
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作则，先以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他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于是他便辞职隐居。
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又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建议他出去躬身相迎。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他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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