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命运和算命及八字命理预测
人类的历史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机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停滞不前，而且问题丛生，原有的发展方式和手段也基本无能为力。于是人们便会陷入对自身命运和前途的思考，同时出现的可能还有困惑与担忧。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已有的历史和人类自身。而每一次这样的审视，几乎都能带来人类社会历史的一次飞跃。二十世纪中后期，又一个这样的阶段到来了：西方发展模式在创造了空前的科技与工业成就的同时，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而且越来越严重。经济衰退、环境问题、种族矛盾、社会问题等等。正在日益猛烈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人们的幸福感也正在急速下滑。面对这一切，有人认为西方世界正在走向末落，甚至已经到了尽头。于是很多人又想起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文化，主张从中汲取营养以使人类能够在未来成功地生存和发展。随之而起的便是世界范围的对于孔孟之道、老子、《易经》、中医药等的关注与研究。
同时受到关注的还有很多被现代人归为神秘文化的中国传统数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很多此类古籍被整理和出版，出版者大多在序言或寄语中要求读者“批判地阅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并“相信今天的读者有这个能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虽然以四柱命法为代表的各种数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出现了很多这一类的著作，但真正贯彻上述精神者却是凤毛麟角，尤其是最近五六年出现的一些著作，不仅没有在“发掘合理内核”方面有所突破，反而不顾历史教训，过分强调和夸大数术的占测功能，忽视甚至放弃了对传统数术的内在精神、思想、原理、方法的探究，在求“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可否认，很多传统数术确有占测功能，探求占卜之术或许也无可厚非。但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理性昌明的时代，仅仅探求占卜之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要说将其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乃至唯一目的了。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思想和文化的复兴应该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要实现这种复兴，首先必须正确理性地认识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各种占卜数术，作为中国古代长期而广泛的一类文化存在，无疑也应被包括在认识与继承的范围之内，但对于它们的认识和继承，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否则无论做得多好，最多也只能算作复古（甚至根本不可能达到古人的水平），而与复兴毫不相干。
在这方面，生活于两千五百年前，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老夫子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他在回答学生子贡关于他是否相信《易》中的占筮时说：“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又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德”，和今天所说的“思想品德”不同，而是与老子所说“道德”之“德”相近，是道的发挥、人文化、内化等，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崇高的真理、与真理相应的德行、二者合而为一的境界等。孔子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以至“韦编三绝”，终于求到了他所向往的“德”，并通过《十翼》（通行本《周易》中的《易传》部分，共有十篇文章，所以称十翼，其意是说这十篇文章相对于整部《周易》就像翅膀相对于鸟儿一样）等著述昭示于世。《十翼》不仅因其在相隔六七百年之后，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到与《易经》一脉相承，完美统一，而创造了中外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而且还以其深刻而伟大的思想成就使《易经》从占卜之书彻底上升为中华文化元典而光照千古。在古代中国，像孔子一样致力于探究《易经》“理”与“德”的人数不胜数，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家。正是他们的成就，汇成了浩瀚汪洋的中国文化，在过去数千年里灌溉和滋养着中华民族。换句话说，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前，所有中国人的智慧都直接或间接源于“易”，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夏民族是“易”的民族。从穷易理，求易德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圣贤和中国文化，不仅为古代中国的辉煌提供了强有力的智慧支撑，而且也为整个人类思想与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点上，似乎西方人比中国人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如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Dr.JosephNeedham，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就明确指出：“早期现代的自然科学取得伟大胜利之所以可能，就是基于西方的机械论的宇宙的价值。这对于早期现代科学是不能少的，但是还远远不够。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将迫使人们要接受一种更加有机的自然主义的哲学。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有一系列哲人已经为此铺平了道路。——从怀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但是这种灵感也许完全不是欧洲人的，而且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
《易经》本为卜筮之书，但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却能够通过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能“求德”，作为易之分支，且同为命运占测（包括个体和群体）之用的其他各类数术应该也能够做到，而且应该更容易做到。因为《易经》中的占卜是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从无知与蒙昧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并没有与生俱来的系统性或思想性；而后来出现的命理学等数术则是人们依据一定的思想理论创造发明出来的，其中已经注入了古人对世界、自身，乃至天地万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认识、态度和经验教训。把它们提炼出来，为现代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是完全可行的。由于这样的理解，便有了透视和剖析传统数术，探究其思想和精神实质，以求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命运，乃至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设想和尝试，因而也就有了这本小书。由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极强的、有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很难用今天对于知识的分类标准和方法将前人注入到数术中的认识、态度等简单界定为哲学、心理学，抑或医学等，因而只好权且将它们称为“中国智慧”。因而本书的题目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定为“命运预测与中国智慧”了。
人类对命运的关注由来已久，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能够将自身与环境，主体与客体分别开来的时候起，就有了得与失的感受，这种得失的感受即是吉凶观念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心理源头，正所谓“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考古发现表明：在至少距今八千年前，先民们就已有了明确的吉凶意识以及与此相应的，与动物本能反应有本质区别的各种趋避活动。如在内蒙古赤峰巿兴隆洼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以石块、陶片和野猪头摆放成的原始龙的造型，就是当时人们祈求活动的有力见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人类命运意识的萌芽，也可以说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命运的开始。但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命运的认识还处在极低的水平，总是把自身的生死与族群的兴衰简单地归结为各种自然现象或自然事物所“本具”的神灵的意志。对吉凶祸福的探究也主要是对“主宰者”意志的伺求。由此便产生了以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
后来，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神灵”渐次被人们一一打倒，但人类对命运问题的探索却并未就此止步。和哲学等许多学科一样，对命运的探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从宗教与神话脱胎而出之后，也经历了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提出了很多关于命运的猜想和假说，并不断尝试引入最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成果，用以检验、完善或发展这些猜想和假说，希望能够揭示命运的真相，并最终把握和主宰命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种命运理论和学说。占星术、相术、风水术、算命术，以及时下非常流行的所谓成功学、未来学等，都可以看做是这一过程在不同时期的产物。
然而时至今日，命运问题仍是人们最大的困惑之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还没有一门科学系统的命运学。现有的各种命运理论和学说大多各执一词，互相矛盾，抑或支离散乱，似是而非。一般人很难从中得出一个对于命运的较为理性正确的认识。而另一方面，当今的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机遇与风险、竞争与挑战的时期。生活于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希望了解和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为人们提供各类命运咨询与指导的书籍、职业和机构就应运而兴。这本也无可厚非，毕竟有需求就有巿场。可问题是，这其中到底有多少能真正承担起自己的使命。有不少作者和业者，完全忘记了先贤穷理求德的教诫，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社会责任，对各种数术的产生背景和精神实质也是一无所知，人云亦云。或者痴迷于各种占测方法，一味执古复古；或者坐井观天，穿凿附会，把传统数术篡改得面目全非，妄图自立门派。甚至有些“大师”居然枉顾命理，无视事实，公开抛出“命运让所有人无路可逃”、“姓名决定了你的一切”等论调，公然宣扬腐朽的宿命论和错误的决定论。言下之意，似乎只有求助于他们，命运才有希望。这固然是社会风气浮躁所致，但也不能不说是责任心与职业道德的缺失。更有甚者，有些人干脆连占测技术和过程也不要了，完全靠着投机取巧、故弄玄虚、装神弄鬼等手段骗人谋财，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对于这些人，如果只评价为责任感的缺失恐怕就不够了。与此同时，成功幸福的人生与美好和谐的环境是人们共同的渴望。然而在现实世界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以偿地享有这一切。即使付出很大努力和心血，甚至是生命，也未必能得到。而另外一些人却能不依靠“真才实学”而升官发财，左右逢源。正所谓“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这是大多数人相信命运存在并给予关注的重要原因。而命运的真相又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即使得遇“高人”当面请教，也还是不免雾里看花，一知半解，更不要说按图索骥一般去比对那些连编者自己都不知深浅、莫名其妙的所谓“命运宝典”了。这就在客观上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尤其当人们遭遇重大挫折或感到世事难料时，更容易听信那些看似合情合理，实则错误甚至反动的言论，在思想和行为上误入歧途，甚至铸成千古遗恨。很多迷信活动和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原因即在于此。
在此状况下，对已有的各种关于命运的理论方法等进行梳理，还原其本来面目，抽取其合理内核，亦即所谓的“中国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虽然笔者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提出问题肯定是不会错的。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正是因为有了科学巨人的这种态度作为鼓励，笔者才有勇气不揣鄙陋，把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看法写出来，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蒙读者及各界贤达高士不吝斧正，笔者将不胜荣幸与感激。
中国古代用于占测吉凶祸福的方法很多，但只有四柱法被称为命法或命学，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只把用干支表示的出生时间（俗称四柱或八字）叫作“命”，而不这样称呼其他数术的考察对象，以致后来有不少人，甚至是专门的命学业者和研究者，都误把四柱当成了命运的本体。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四柱命法在古代数术中的崇高地位和突出代表性，也有力地证明了四柱命法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众心理的深远影响。这就是本书在众多的传统数术当中，唯独把四柱法选作讨论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再者，四柱命学的创立和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由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参与并完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和使命认同，由他们发明或改造完成的四柱命法不可能仅仅只有占测价值，通过对它的剖析，完全可以深入了解古人的命运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观念、见解和态度，为我们今天的人们提供借鉴和参考。
四柱命学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融合天文、历法、中医、宗教、伦理、心理等多领域成果与思想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系统的古代命运学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它“肇于（珞琭子），衍于李虚中，盛于徐居易。”《珞琭子》是一篇赋文，其作者已不可考：有人认为是“古之隐士”，自号珞琭子；有人认为是南朝齐梁时期的道家陶弘景（465—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晚号华阳真逸，又号华阳真人，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即今江苏南京人）；还有人认为该赋文在宣和（1119—1125年，宋徽宗年号之一）至建炎（1127—1130年，南宋高宗年号之一）年间才在社会上见到，因此其作者应是北宋时人。但不论如何，后来的四柱命学确实是在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该赋被认为是“天下命论之母”。
真正意义上的四柱命学创立于唐代，唐宪宗元和（806—820年）年间，有个叫李虚中（761—813年，字常容）的人，官至殿中侍御史。他平时精究阴阳五行之理，能根据出生的年、月、日的天干地支推算出人一生的贵贱寿夭，吉凶祸福，并以应验准确而声名远播。李虚中死后，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唐代杰出文学家，哲学家）为他撰写了墓志，其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喜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历翁莫能与之校得失。”李虚中是有史可考的用干支生克来分析和推断命运的第一人，但并无著作传世，《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李虚中命书》均是后人假托之作。
北宋初期的徐子平进一步发展了李虚中的命法，将出生时辰的干支也纳入了分析体系，加上原来的年、月、日的干支，共为四柱八个字，四柱命法的基本模式就此确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用干支推命的方法才被称为推四柱或批八字。虽然后来的学者对四柱命法又作了很大的完善和提高，但基本思想和方法皆源于子平。为了纪念徐子平对传统命学的巨大贡献，人们也经常把四柱命法称为子平术或子平法。徐子平本人也未留下著作，现在看到的《渊海子平》一书是宋末子平法传人徐升（也称徐大升或徐彦升）编辑整理的。《渊海子平》是历史上第一部权威性的命学专著。从书中来看，子平命法的最主要成就有三点：一是确立了四柱推命的基本模式，二是首重用神，三是设立格局，分配六亲，使论断各有主属。其不足之处也有三点：一是神煞杂陈，二是保留了纳音推命，三是别立外格。《渊海子平》本身在内容编排上较为混乱，且讹误之处颇多，不足以作为学习和研究古代命学的最佳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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