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孔子儒学的礼乐文化背景

《周易》与孔子儒学的礼乐文化背景

 

从《左传》《国语》记载的有关《周易》的材料来看，春秋时期，人们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倾向：在巫祝史官的手中，《易经》是卜筮之书，人们通过算卦来预测事件的成败与人生的命运；在贵族政治家的眼中，《易经》是一部经验与哲理的典籍，人们通过诠释《易经》卦爻辞所蕴涵的义理来评价政治、军事与人生活动。春秋末期的孔子，其对《易经》的认识，可能也经历了一个由不重视到重视的过程。孔子的时代，《易经》的流传已经很广，作为一个西周文化的热爱者与整理者，孔子早年不可能不知道《易》，但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分明表现了他老年对《易经》认识太晚的遗憾心情，而孔子认为《易》的作用就是教导人们行为没有大的过失，这是从义理的角度来认识、看待《易经》一书的性质的。从孔子老年才认识到《易经》义理的一面来看，可见其早年是把《易》当作了卜筮之书而不予过多注意的。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这也是反映了孔子不是从卜筮的角度看《易经》，而是注重《易经》卦爻辞所蕴含的道德意义。

 

孔子与《易》的关系到底有多深，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易传》是否出自孔子之手。这个问题，经宋欧阳修、叶适、清崔述的质疑以及古史辨派顾颉刚、李镜池和高亨、朱伯崑的考证，基本上否定了汉人“孔子作《十翼》”的说法。笔者认为，《易传》中标明“子曰”的话，可能与孔子有一定的关系，.但这在《易传》的思想中并不占有主体的地位，《易传》的思想体系，是孔子儒学的一次大发展。孔子儒学的产生有一个坚实基础或者说是背景，就是西周以来所构建的礼乐文化。虽然我们说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时代，但这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这一点，正如崔大华所说：

 

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治统治权力从周王室向诸侯公室再向家大夫的下移过程。但是，这种政治权力的转移，与夏商、殷周之际的“汤武革命”那种急剧的暴力形式不同，它是通过较缓慢的、和平的对原来权力界定及其它行为规范——“礼”的“僭越”来实现的。①

 

至少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礼乐文化的土壤还是存在的。孔子儒学是一个“礼”（秩序）与“仁”（道德）二元统一的思想体系，在孔子的思想中，“礼”既是有“道”政治的象征，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又是做人的基础，所谓“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季氏》）。对于后者，在更深的一层意义上，礼是人们成就“仁”的一种当然的根源与力量。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只要遵循了“礼”，“仁”自然就达到了。在孔子的思想中，作为有着深沉历史积淀的“礼”代表的是一种天道人伦应当的秩序，是不需要再加以论证的。而“礼”和“仁”两个范畴有着共同的精神，则体现了传统与现实、存在与理性的统一，诚如成中英所说：

 

孔子学说的方法论既没有柏拉图的辩证，也没有康德的先验推演，更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任何一种本体论的、本体一神学的、现象学的或逻辑一数学的方法。但是在孔子关于理性和存在的开放系统中，我们能看到所有这些方法的要素，究其原因，正是因为理性与存在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分开。©

 

这“没有被分开”的一点，表现在孔子对礼乐文化制度的毫不质疑的接受与肯定上。“礼”和“仁”在孔子儒学中表现为一种实践的理性，二者都落实于孔子对作为理想人格的象征——“君子”的培养上，也必须依赖于“君子”才能表现出“礼”和“仁”的深沉内涵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