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易学启蒙》占法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二交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以上爻为主;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的《彖》辞(农按：彖辞均指卦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原注：凡三爻变者，每卦有二十卦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以下爻为主;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六爻变，《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卦》)，即下卦为风，上卦为山，故曰“贞风”“悔山”。此即古内卦称“贞”、外卦称“悔”之证。后“贞”“悔”之称有所扩大，即称本卦为贞，之卦亦即变卦为悔。如《国语•晋语四》：“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①高亨以为：“‘得贞《屯》、悔《豫》’，犹云遇《屯》之《豫》，即本卦为《屯》，之卦为《豫》，此本卦称‘贞’、之卦称‘悔’之证。”
后来，“贞”“悔”之称亦为言变爻以占的专门术语，读者不可不晓。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占法》曾列三种占法，以作比较研究。兹简介如下：
朱子《易学启蒙》占法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二交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以上爻为主;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的《彖》辞(农按：彖辞均指卦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原注：凡三爻变者，每卦有二十卦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以下爻为主;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六爻变，《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亦若二四、三五之例也。六爻皆变，《乾》《坤》占二“用”，余占之卦之贞、悔;六爻皆静，则占本卦之贞、悔(原注：六爻变，占之卦《大象》;六爻不变，占本卦《大象》)。若《彖》辞则专以待卜。天子、诸侯有大事，则策人先策得其卦，书于板以授太卜，太卜以墨画所得之卦于龟腹，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其文人于卦墨，谓之“食”，则决于《彖》。
黄宗羲评之曰：
盖两家之所以不从《启蒙》者，以周公爻辞本为九、六之变者设，非为七、八之不变者设，《周易》不用七、八，岂有七、八而冒用九、六之辞哉’则以之卦不变爻占者失其意矣。《彖》与爻各自为书，《彖》不取足于爻，爻不取足于《彖》。《易》果为卜筮而作，未有爻时，《彖》不可占，岂文王为未成之书耶?则以占辞平分于爻、《彖》者非矣然王氏之法，所谓四、五、六节消息者，则亦杂而无纪。丰氏之法，所谓“二四同功”“三五同功”“初上本末”者，亦强以《辞》(农按：即《系辞传》)入于占，不可为例。
后之君子，苟得《左氏》之意，其无例者，未尝不可见也。故一爻变者，既占本卦变爻，亦占之卦对爻，盖未有有贞而无悔者。
黄氏于是引《左传•僖公十五年》之例以证己说：“观《左氏》晋献公筮嫁伯姬，遇《归妹》之《睽》上爻变，既引《归》上之‘刦羊’‘承筐’，又引《睽》上之‘张弧’，可知矣。”我们且不问史苏占卦为什么竟那样的灵验?《左传》的记载是否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至少黄氏“故一爻变者，既占本卦变爻，亦占之卦对爻，盖未有有贞而无悔者”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而不管以何交为占，均应与整卦卦义有所联系，也不是凿空之论。
黄氏继而又谓：“二爻变者，以下爻为贞、上爻为悔;三爻变者，以变末一爻为主，本卦为贞、之卦为悔。观晋筮立成公，遇《乾》之《否》，三为变末，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终’者，《乾》三之‘终日’也;《否》三‘包羞’，故‘配而不终’也。而《启蒙》以晋重耳之‘贞《屯》悔《豫》’，司空季子占‘利建侯’为例，谓当占两卦《彖》辞。不知凡所遇之卦，不论一爻变至六爻变，《彖》辞无不可引用，何独以三爻变专之?观《左氏》孔成子筮立君，遇《屯》之《比》，此一爻变者，而史占《屯•彖》之‘元亨’;穆姜遇《艮》之《随》，此五交变者，而称《随•彖》之辞亦明矣。”都说明光凭一变爻爻辞占之是不全面的。
当然，要找到“一爻变，只以变爻辞占”的例子，也并不困难。但是，第一，可能是其事比较简单，原可一言以蔽之;第二，这只表示“可”，而非表示“非用此法不可”;第三，若情况比较复杂，则更是“仅用此法必不可”了。故黄氏之说，自有其精辟之处。
南宋的赵汝楳也如此主张：
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筮陈敬仲，遇《观》之《否》;《闵公元年》毕万筮仕，遇《屯》之《比》;《闽公二年》桓公筮成季，遇《大有》之《乾》;《僖公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遇《归妹》之《睽》……皆以两卦之变爻占。然《昭公十二年》南蒯筮，遇《坤》之《比》;《哀公九年》赵鞅篮救郑，遇《泰》之《需》，乃止用本卦而不及之卦，则所用变爻亦不定。®
但我们对黄氏之说，亦只能领会其精神，不必非按其所总结的规律变占不可。那么是否从《左传》《国语》中根本就找不出变占的规律了呢?倒也不全是，规律的确有一点，但最主要还是灵活应用。这灵活应用的本领，体现在对《周易》象、数、理的深刻理解上，体现在对当时、当地、当事人的情况的深刻认识上。故赵汝楳在其《易雅•占释》有云：
当然，要找到“一爻变，只以变爻辞占”的例子，也并不困难。但是，第一，可能是其事比较简单，原可一言以蔽之;第二，这只表示“可”，而非表示“非用此法不可”;第三，若情况比较复杂，则更是“仅用此法必不可”了。故黄氏之说，自有其精辟之处。
夫儒者命占之要，本于圣人，其法有五：曰身、曰位、曰时、曰事、曰占。求占之谓身，所居之谓位，所遇之谓时，命筮之谓事，兆吉凶之谓占。故善占者，既得卦矣，必先察其人之素履，与居位之当否、遭时之险夷，又考所筮之邪正，以定占之吉凶。®
我们综合《左传》《国语》等所载古占之例，说明古人并不以死板的公式来定吉凶，也并不完全迷信卦爻之辞(可参看本书第一章《绪论》论反异化部分)，而是尽量作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故赵氏之说，实与笔者在本书《绪论》所云从社会学的角度把占筮当作一种高级咨询文化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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