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理论在西汉时期十分流行，五行术也是西汉时期处于独尊地位的一种方术。这一事实让班固看到了阴阳五行的价值，他不仅在《汉书•艺文志》里特意为五行类著作留有一席之地，记载了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五行类著作，而且还特设《五行志》，以《尚书•洪范》有关五行的论述为纲，依照五行与五事顺序，记载了西汉之前与五行相关的许多灾异事变，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西汉之前的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阴阳五行理论是从《尚书•洪范》“初一曰五行”及“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衍化而成的。所以，各种五行类著作不论如何演绎其理论内容，怛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尚书•洪范》有关五行的表述。可以说，《尚书•洪范》奠定了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
班固显然是高度认同这一点，所以，他在《五行志》中幵宗明义地指出凡此六十五字（即《尚书•洪范》中“初一曰五行”一段话），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在班固看来，阴阳五行具有特殊的意义，是观察国运盛衰的一把就开始写《春秋》。这两部书述阴阳五行之事，寻其事变缘起，皆效法《尚书•洪范»,揭示人事与天道之间的内在联系，所谓“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阴阳五行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也不仅仅是构成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是承载着天人之道，反映出天人关系。若要究天人之际，循自然之道，察社会之变，观人事之由，就不能不从阴阳五行着眼着手。班固在《汉书》中特设《五行志》,正是基于对阴阳五行的这样一种认识和把握。于是，班固把西汉之前发生的重要事变都和阴阳五行联系在一起，并引用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的解释，表明自己对这些异常事件的态度。譬如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宫柏梁台发生大火，新建成不久的柏梁台付之一炬。在此之前，曾经刮了一场大风，把柏梁台上的房顶吹开。因为宫中接连发生了两次灾异事件，有人就据此预言朝廷将发生重大变故。果然，过了不久，就发生了汉武帝时期最大的一次宫中之变，即所谓的“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发生在汉武帝后期的一次重大事变。汉武帝晚年多病，对神仙之术和方术更加迷信，对许多事情也更加敏感。于是就有人抓住机会大搞诬陷，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孙贺被人诬陷，说他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在驰道上埋设木偶人，诅咒汉武帝早死，结果公孙贺被投进大牢，竟然死在狱中。紧接着第二年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巫蛊之祸”，汉武帝宠臣江充诬告太子刘据在宫中埋有木偶人，诅咒皇上早死，以便自己早日登基。太子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恐惧，因为巳有祇相公孙贺的前车之鉴，他知道皇上最忌讳这样的事，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铤而走险，杀死江充和胡巫。汉武帝得知消息，勃然大怒，令祗相刘屈犛率大军追捕太子。太子此时巳是开弓没有冋头箭，便发兵抗拒，与丞相大战五日，双方战死者多达数万。最后，太子刘据兵败自杀。
“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可以说上很多条，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汉武帝迷信神仙之术和方术，并且又敏感多疑。可是，当这件事情出现在班固的笔下时，就和桕梁台大火及征和二年（前91年）涿郡铁官铸铁钱时铁屑直飞上天联系在了一起。柏梁台建在未央宫中，柏梁台大火，则预示着宫中将发生重大变故；而涿郡铁屑直飞上天，则和涿郡太守刘屈犛直接被提升为左丞相一事相联系。柏梁台失火与“巫蛊之祸”，原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二者之间本来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其中的联系就是必然的了。《洪范五行传》中有这样的话：“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所以，班固就把西汉之前所有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的事，都和五行中的火联系起来，视宫中或其他重大火灾为朝廷发生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等非常事件的原因所在。
在班固看来，朝廷发生的异常变故，都与阴阳五行有内在的联系，所以，他在《五行志》中总是先引述《洪范五行传》中的话，如“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人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都是把五行和军国大事联系在一起，为军国大事发生异常事变寻找理论根据。今天看来，班固这种做法很可笑，即使不是“拉郎配”，也是张冠李戴，因为五行和朝廷或国家发生的异常事变，是根本不搭界的两回事。可是，在阴阳五行盛行的两汉时期，阴阳五行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很多人对阴阳五行与国家大事之间的联系深信不疑。即使是在两汉以后，阴阳五行理论依然很有市场，一些正史如《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等，皆仿《汉书》之例设置《五行志》，通过五行分类的形式，把各个朝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或异常事变，系于五行之下。尽管阴阳五行与那些事件之间原本没有丝毫的联系，尽管记述这些事件的史学家也未必相信会有联系，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按照五行分类，来记述这些事件，并且常常给人言之凿凿之感。
史学家撰写《五行志》，认同的是“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休咎之征，随感而作”的思想观念（《晋书•五行志》），所以，他们有意识地把各种灾异事变联系在一起，分门别类，系于五行之下。他们不辞辛劳地一件一件记述，一代一代记述，无意中强化了人们这样一种观念：国家、朝廷、社会以及人事的重大变化，都是和阴阳五行相联系的，它们和阴阳五行的关系，如影随形，如响回声，形声在前，影响立见。以此为前提，人们的阴阳五行观念也得到了强化，这就为阴阳五行理论的流行提供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阴阳五行理论以及建立其上的阴阳五行术，能够在中国社会长期流传且长盛不衰，史学家起到了术士们所不能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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