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占卜是通过“观物”来“取象”的，《系辞》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圣人有
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这两段话阐述了由天地万物到阴阳八卦的产生过程，“物”是自然、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象”是对这些事物的摹拟、概括，从“物”到“象”经历了“观”和“取”两个阶段。受《周易》“观物取象”思想的启发，刘勰提出了与之息息相通的艺术形象的塑造理论——“拟容取心”（《比兴》）。王元化说：“‘拟容取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塑造艺术形象不仅要摹拟现实的表象，而且还要摄取现实的意义，通过现实表象的描绘，以达到现实意义的揭示。”“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虽然一为易象制作方法，为艺术创造理论，但两者却有着内在相通之处。易象制作不仅要有外表的形象性，更要有内容、意义上的概括性和象征性，这样，“观物取象”就与“拟容取心”发生了广泛的联系。
首先，“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的出发点都是“应物象形”。物为象之本，象乃物之象，要在物中取象就必须体察万物，师法自然，对各种具体事物和现象进行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如此方能“拟其形容，象其物宜”，制作体现事物特征的易象。《周易》中的爻象和卦象都是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完成的爻象是卦象的基础，无论是八经卦还是六十四别卦都由阴阳两爻组成。关于阴阳爻象的取象问题，钱玄同和郭沫若两位都认为：这两个符号取象于男女两性的生殖器，是生殖崇拜时代留下的遗迹。这样说与《系辞》中说的“近取诸身”的取象方法是吻合的，也符合初民推已及物的思维习惯。如果说爻象是观察人体、“近取诸身”的产物，那么八卦之象就是体察自然、“远取诸物”的结果。古人基于对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常见的自然物象的长期观察，设计出八卦以象征这些事物，八卦与所象征的八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如天居上，其性刚健，故迭三阳以象之；地在下，其性柔顺，故迭三阴以象之，其余六卦的取象也均有其客观依据，刘勰把《周易》“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诠赋》）的取象方法引进艺术创造领域，认为“体物为妙，巧在密附”（《物色》），提出了从体物到象形的艺术形象的创造理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自然物色是创作兴会的“皋壤”、“奥府”，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艺术形象塑造的第一步就是“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对自然物象迸行仔细的观察，逼真的描绘，尽可能形象地状物之情貌：拟物之形容。本着这一创作思想，刘勰对传统的比兴手法作了两个基本规定：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
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比兴》）
“触物圆览”是要对自然物色作全面的观察，“切至为贵”则要求在全面观察的基础上准确地表现物象。当然，艺术形象的塑造与易象的制作毕竞有所不同，所以，刘勰也不能停留在《周易》应物象形的理论上，而要对它作进一步的发挥，这种发挥就是《物色》篇阐述的心物交融的理论。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艺术形象是主体之情与客体之物相摩相荡的产物，艺术构思是物象、想象、情感综合一体的活动，艺术家在描写客观景物的气、貌、采、声之时，既要象形——“随物宛转”，又要抒情“与心徘徊”，失其一者，就不叫艺术思维活动。故《神思》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就把《周易》“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的取象方法发展为《文心》“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艺术论理。
其次，“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都既要拟容象形，又要取心附意。《周易》取象要“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这就要求取象时不仅要观貌，还要察理，并将抽象的事理寓于具体的卦象之中。《周易》六十四卦中，有不少卦象已不再限于对客观物象的简单摹拟，而是创造性地揭示了事物之间的运动变化关系，并以此象征人情事理，象《泰卦》就是典型的一例。《泰卦》的卦象是下乾上坤，天下地上。这与自然界天上地下，阳上阴下的实际情形正好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呢？《泰卦•彖》解释道：“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就是说《泰卦》颠倒天地位置是要说明阳气下降，阴气上升，天地交合，男女媾精，从而使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这一卦象用在社会人事上，象征了君臣上下取消原来的对立状态，彼此沟通，志同道合的情况，就像《序卦》所说：“泰者，通也。”刘勰非常重视易象的这种象征意义，他在《论说》、《诏策》篇直接运用《兑卦》和《妮卦》的象征意义，说明这两种文体的特点；在《情采》篇又将《诗经》“衣锦装衣”与《周易》“贲象穷白”并列起来，解释文学的情采关系问题；到《比兴》篇，刘勰便将易象的象形示理的特征融人“拟容取心”的艺术理论中，给艺术形象提出了揭示现实意义，反映事物本质，发挥社会作用的更高要求。在他看来，比兴的基本意义在于以具体的形象示理附意，托喻讽谏。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
刘勰把比兴方法的运用同事理内容的表达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艺术的美刺教化作用。他还以“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为尺度，分析了“比”在《诗经》中的具体运用。
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
这种以具体的自然事物来象征、比喻一定的义理内容，正是《周易》“观物取象”的基本要求。刘勰吸取了《周易》卦象的象征意义，丰富了自己的艺术理论。
再次，“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都要求对现实表象进行提炼、概括。《周易》八卦虽然取象于八种具体的事物，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以揭示这些事物的基本特征和内在精神为主，使八卦具有同类相通的开放性和以少总多的概括性。根据《说卦》的解释，八卦实际上就是“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类符号，其中的每一卦都可以视不同情况，“触类而长之”。
《周易》卦象的概括性与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有相通之处，刘勰通过对“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易象特征的发挥，总结出艺术形象塑造的典型化方法：
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物色》）；
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附会》）；
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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