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书是以一至九等九个数字的位置排列表达其对天道的理解

洛书是以一至九等九个数字的位置排列表达其对天道的理解

 

以此思维再审视“洛书”，洛书是以一至九等九个数字的位置排列表达其对天道的理解。反映洛书中的数字图式的有《大戴礼记•明堂》中的九室说，朱伯崑指出：“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大九州说，明堂九室乃邹衍一派的学说。”此外，还有《灵枢经•九宫八风》篇也反映着洛书中的数字图式。将九宫八风说与明堂九室说相比较的话，前者将天分为九宫，讲述了自然界八个时节的风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后者则是讲天子当随着一年八个时节的变化而选择九所不同方位和朝向的居室。很明显，九宫八风说为明堂九室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产生的时代要更早。笔者以为，洛书图式的得名，或与九宫八风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东南宫所标识的节气为立夏，宫名为“阴洛”；西北宫所标识的节气为立冬，宫名为“新洛”。①阴洛就是洛阴，水之南为阴，洛水之南，故名之阴洛。水之北为阳，从阴阳的角度看，宫名可称“阳洛”，但因洛邑位居洛水之北，战国时已称洛阳，如果称“阳洛”的话，与之重复了，天域的划分与地域的划分会发生混淆，故不取。而“新洛”，因洛邑西周时又有“新大邑”这一名称，故以之称，亦是指洛水之北的意思。如此看来，九宫八风说的坐标点，就是先秦时期被人们认为天下中心的洛阳。而“阴洛”“新洛”之名，或是这种图式称之为“洛书”的最大理由。

 

如果我们将河图与洛书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河图表达的宇宙图式比较简单一点，十个数字两两一组，反映的是四时五行的天道观；而洛书虽然比河图少了“十”这个数字，但九个数字分属四正四隅一中心，反映了四时八节五行九域的宇宙图式，较河图的图式要复杂得多。

 

以上阐述了在《系辞》创作的时代，以五十五数和以四十五数表达天道的图式，实际都已经产生了。就四十五数的图式来看，因其有“阴洛”“新洛”之名，所以很可能已经被时人视为洛书；五十五数的图式，因其导源于《管子》的玄宫图，自然就被人们视为河图了。由五十五数之图式，既可论证大衍之数为五十，又可完美地论证四象之数为什么是九六七八。四十五数之图式，因其每一横线、竖线、对角线上的三个数之和皆为十五，汉代人指出其与四象之数、大衍之数皆有关系（见下文）。而“河图”“洛书”之数之和除以二，又完美地契合了大衍之数五十，从而弥补了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的差异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系辞》在阐释了大衍之数后，又从画卦的角度讲了一遍占筮的过程，而“河图”“洛书”，正是为《系辞》筮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河图”“洛书”与《易经》结合的又一个因素，就是《管子》所述的“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蓍占与龟卜有着天然的联系，而龙则是《易经》乾卦的象征。龙为阳物，龟为阴物，“河图”“洛书”又与《易经》阴阳相切合。在此还要赘述的一点是，《易传》时代的易学对于战国秦汉间宇宙图式的吸纳，是非常积极和及时的。如果说“河图”“洛书”是借用来论证筮法的，那么《说卦》中的“帝出乎震”一章，则是易学受八风说影响而构建起来的易卦宇宙图式，这一图式与洛书中的图式，也是非常接近。

 

总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数字图式，实际上是战国秦汉间阴阳五行学者在构建新天道与新占术的进程中所创立的，而附会上“河图”“洛书”之名，以突出其神圣性。《系辞》作者在战国秦汉间构建新天道与新占术的学术思潮影响下，在“《易》与天地准”理论框架的指引下，为了论证大衍筮法完美体现了天地之道、四时之变，从而将易卦与“河图”“洛书”结合，以凸显大衍筮法的神圣性和神秘色彩。但因为易卦毕竟有自己的象数体系，所以并没有与“河图”“洛书”进行更深层次的结合；又因为《系辞》作者知道这类“河图”“洛书”本身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所以始终用比较隐晦的笔法来叙述“河图”“洛书”，并没有明指五十五的天地之数就是河图之数，遂引起后人的无数猜想与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