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占筮，据卦爻定吉凶

朱熹占筮，据卦爻定吉凶

 

依朱熹的说法，上古的圣人们教人占筮，只是教一个方法，要人们依此去作。如何是吉，如何是凶，什么样的卦是吉，什么样的卦是凶，什么样的爻是吉，什么样的爻是凶，并不做什么解释。

 

后来，人们给卦配了卦辞，如“乾，元亨利贞”，给爻配了爻辞，如“初九，潜龙勿用”。再后来，又对卦爻辞加以解说，于是出现了《易传》。这时候，人们要判断吉凶，就不仅要根据卦爻象，而且要根据卦爻辞，甚至根据对卦爻辞的解释了。我们现在在《左传》、《国语》中见到的许多筮例，判断吉凶的根据不仅有卦爻辞，而且有卦爻辞以外的许多解说。

 

这些卦爻辞以外的道理，就是教人懂得为什么吉，为什么凶。经过这些解说凶的也可以变吉，吉的也可以变凶。在这种情況下，决定吉凶的就不是卦爻象、卦爻辞，甚至也不是《易传》的解说，而是自己的德行。朱熹说，假若占得一卦，本是大吉，自己的德行也与卦的要求相当，那么，结果仍是大吉。假如卦爻是大吉，而自己的德行和卦爻辞的要求不相称，那么，就是占得吉卦，其结果也可能是凶。反之，假若占得的卦是凶，但自己的德行可以战胜它，那么，即使凶卦也会变为吉。当然，假若卦爻是凶，自己的德行也很坏，那就必然是凶了

 

朱熹所说的情况反映了«周易》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和现代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是大体相合的。同时，朱熹的说法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在占筮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过程，他们由仅仅要求知道吉凶，到要求知道为什么吉凶？当知道了为什么吉凶以后，逐渐明白，吉凶的真正决定者是自己的德行，即自己行为的善恶，而不是卦爻所体现的神的意志。

 

这种情況，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据《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宣公死后，鲁成公继位，宣公之妻，成公之母穆姜与大夫叔孙侨私通，并且还阴谋推翻鲁成公，结果失敗。这时，穆姜占了一卦，得艮之随。占筮官说，随，就是出走，您赶快逃离这个囯家吧。穆姜说，不。随卦说，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它表示笤做一个人，行为要合乎礼义。我作为一+妇人，却干涉政治，阴谋作乱，又与人私通。具备了四种德行才可以无咎，可我连一种德行也没有，怎么能够无咎。我一定矣死在这里了，出不去的。后来，她被迁往东宫，直鲁襄公八年去世为止。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人们巳把决定吉凶的权力掌搪在自己手里，和儒家主张尽人事的主张完全一致，按这种主张，人们只要致力于修养自己的德行，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假若遇到吉祥并且德行好，自然是更加吉祥。于是，战国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苟子说：“善为易者不占。”不占，就是不从事占卜，而是借《易》讲一番为什么吉闪的道理，这也就是朱熹说的，“就占筮上发明诲人的道理”

 

（《朱半语类》卷66）。

 

从汉代开始，正统的易学家们，不论他们有多少分歧，他们中间的多数或绝大多数用自己主要的，甚至全部的精力所从事于易学的，就是这一项工作：就占筮上发明诲人的道理。许多人甚至根本不讲占筮专门发明那诲人的道理。这样，《周易》就由一部用作占筮的书，成了讲那“诲人道理”的书。

 

但是，占筮的功能还存在，而占筮确定吉凶的方法还需讲求。据现代人的研究，如占得一卦，确定吉凶的方法大致有取象说、取义说和爻位说三大类。

 

据朱熹的意见，起初的占筮，只是告诉你占到某卦爻是吉，占到某卦爻是凶，并不告诉你为什么。取象说则是告诉你为什么，它根据卦象的象征意义断定吉凶。从现存资料看来，取象说大约出现在春秋时期•比如陈国的国君占到一卦，为观謂之否，占筮者解释说：坤，象征土，巽，象征风，乾，象征天。观卦由八经卦中坤卦和巽卦组成，变为否，则山坤卦和乾卦组成。变为否，是巽变成乾，叫做“风为天于土上”，而这是山的意思。山中出木材，天上的日光照耀在山上，山上的树木又生长在土上，这都是兴旺发达的象征。所以说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大吉之兆。

 

《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国和楚国发生战争。晋国将军先毅不听号令，主张渡过河去进攻楚国。荀首援引《易经》卦爻辞说明这样作的后果。他说，《周易》上说了，“师出以律”，不然就是凶。也就是说，军队作战必有纪律，否则一定失敗。师卦初爻为阴，变为阳，成临卦。师卦的构成，坎下坤上，临卦为兑下坤上，坎象征众，兑象征弱。坎变为兑，意味着“众散为弱”，象征着不守纪律的将军使部队力最分散，削弱了战斗力，必然导致失败。坎又象征河流，兑又象征湖泊，河流阻塞不流成为湖泊，象征主将的命令受到抵制，不能贯彻*主将的命令不能贯彻，必然导致失敗。

 

类似的例子，《左传》、《国语》里还可举出许多。这样断定吉凶的特点，首先是把六画卦象分解成下、上两个三画卦（也叫内外卦）I然后取三画卦（即经卦）象征的事物I第三步，据经卦象征的意义及象征事物的相互关系来判断吉凶。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八个经卦。八经卦除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八个事物外，还象征其他许多事物。《说卦传》列举有140多种，也仅是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时代占筮的情况，但也不完仝，《左传》、《国语》及其他文献中还记载有一些象征的亊物，《说卦》并没有列举。到了汉代，八经卦象征的事物就更多，有人统计达数百种。象征事物的增多，反映了社会生活的H益进步，人们占筮的内容日益繁多，同时也反映人们主要依据事物的相互关系来判断吉凶，在神意之中掺进了越来越多的人意。

 

《左传》、《国语》中的材料，表明还有一种“取义说”，即不仅是根据卦象象征的事物，而是据卦象征的意义来判断吉凶。比如上面提到的“弱”，就不是一件具体有形的事物，而是一种无形的意义。这样的例子还有。据《国语•晋语》记载，重耳流亡，回国之前占了一卦，得屯g之豫_。屯卦是疼下$上，豫卦坤下震上。震象征车、雷、长男，坎象征水、众，坤‘征土、母，这都是象征某种事物。同时，琪又象征动，坎又象征劳，坤又象征顺，屯又象征厚、豫又象征乐。这动、劳、顺、厚、乐，又是一种意义，不是具体事物。根据象征的意义判断卦的吉凶，叫做取义说。

 

有人认为，这卦表示闭塞不通，不吉利。有人认为大吉，并解释道：此卦有土，有车，有水，丰厚、快乐；象征车在大地上隆隆驶过，发出雷一般的响声。泉水淙淙流淌，土地肥厚，人民快乐，这表示重耳将要做晋国的主人。

 

在这一占例中，取象和取义并存，这样的情况所在多有。从历史的发展看问题应该说是取象在前，取义在后，因为“义”反映着事物的内在性质或相互关系>是抽象而不具体的。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是认识事物之象，然后才认识亊物之义。从取象到取义，也反映着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不断深入和进步。'

 

秦汉以后的易学史，也有一个取象到取义的发展。汉代是取象说主导的时代，魏晋隋唐，从王弼开始，取义说占了上风。王弼甚至主张“得意忘象”，对象表示了极大的轻蔑t

 

大约在取象和取义说之后，还发展出了一种爻位说，即根据所占爻的位置来判断吉凶。这样的材料主要出现在《彖传》、《象传》中。

 

《彖传》认为，一卦六爻，各有自己的位置。一三五爻为阳位，二四六爻为阴位。阳爻据阳位、阴爻据阴位为吉，反之为凶。这叫“当位说”。但一爻在卦中的位置，不仅决定于本身的当与不当，还决定于与它相呼应的一爻的情况。《彖传》认为初与四、二与五、三与六，是相应之位。一阴应一阳为相应，一阴应一明为不相应。相应为吉，不相应为凶，这叫“应位说”。一卦六个爻位之中，有二个重要的位置，即内外卦的中间一爻，在全卦中为笫二爻和第五爻。这样的位置重要而尊贵，占得这样的位置一般都是f兆。位置之外，还要看吋机。时机不对，即是吉利的位置也不吉利。时机与辟置比较，就更加抽象了。

 

我们看到，爻位说表面上讲的是爻在卦中的位置，实际上反映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你的地位和你的身份是否相称，你在这个位置上会不会得到响应和帮助，你占据的位置是否重要，是否合乎时机等等。这种判断吉凶的办法出于《易传》，属于朱熹说的“就占筮上发明诲人的道理”一类。

 

随时代、认识的不同，人们对爻位说理解也有很大不同。比如坤卦第五爻，是外卦中位，在全卦中属君位。王弼认为坤卦此爻虽为阴，但居君位，也是大吉之兆。但后来程颐说，这爻的爻辞为"黄裳元吉”。裳是下服。阴只有守中、居下、安守自己的本分，才元吉。现在阴不居下而居君位，不守本分，一定是大凶。他还特意举出武则天做皇帝的例子，说明这是大凶之兆。程頤的解释，鲜明地表现了现实生活对判断吉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