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综核名实”到“玄远之学”
“名教”云云，其实际的意思是因“名”而立“教”，其中包括了政治体制、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等属于“文教”制度的内容。所谓东汉以名教治天下，即指东汉的政策、制度均是建筑在儒家道德原则和人伦规范基础上的。然而，东汉末年，名教显然己不能够维系人心了；根据名教标准选拔出的官吏由于名不副实，不仅不能起到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功用，反而加速了社会的腐败和崩溃。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意欲有所作为的士大夫是颇觉痛心疾首的。王符在《潜夫论•务本篇》中指责道：“内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烈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炫世俗之心者也。”汉末魏初，曹操在北方建立起政权，遂有恢复大一统帝国、取消地方分裂的意图；他的反对名教，实在是为其打击世家大族的政治计划张目。《文心雕龙•论说》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道出了曹魏政权名法之治的特征。由此，在先秦时便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名理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其现实目的是通过“综核名实”以达到“官无废职，位无非人”的理想政治状况。
1.士的兴起和察举制度。早在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后，原先六国中的世袭贵族便己随之消失。按照秦始皇心目中的帝国原则，除了皇帝这一系理所当然应该世代相传外，其余政权结构中的人都只是皇帝所任命的臣子，可以随时予以罢免。这样做的结果，等于是取消了贵族的世袭制度。不过，尽管汉初的制度、法律一切沿袭秦旧，这一原则却自始就没有能够彻底实行。到了东汉末年，在执掌政权的贵族中己然无形间又形成了新的世袭阶层，魏晋时将这一
阶层称作“门阀士族”或“门阀世族”。相对而言：
贬称“庶族”。这一新兴的世袭阶层之所以被称作“门阀在野的一派则，当然因为它是靠着门第来维持其社会地位的；而“世族”的称呼，也只是表明其具有世袭特点的社会地位。但是，“士族”云云，其中就颇有些深意了。从历史上看，春秋以前，“士”只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地位并不突出。战国以后，“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在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活动能力，逐渐跃为了“四民”之首。由此看来，将“士族”与“门阀”联称，表明这种世袭“门阀”是以“士”为主体的；他们不仅是政治上的贵族而且还是文化上的贵族。从有关的史料来看，“士”或“名士”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中颇具影响，享有很高的声望：
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后汉书•党锢传》）这里的“三君”、“八俊”、“八顾”等均为名号。门阀士族以一种相互标榜的方式，将一些具有相同德性或才情的名士归为一类，用“君”（德才为一世所宗）、“俊”（人中英杰）之类的称号彼此赞誉，一时间颇具显赫的声势。造成门阀士族势力强盛的原因很多。据现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分析，主要一点在于“士”对当时学术的垄断：“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既而，“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国史大纲》上册，第184〜185页）。至于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两汉的察举制度有关。
西汉初年，朝廷为了选拔优秀的统治人才，建立起地方察举制度。从汉高祖、汉文帝直到汉武帝，都曾先后下诏，令天下察举杰出之士。标准主要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简称“贤良”，稍后也泛及孝子、廉吏，简称“孝廉”。当高祖十一年（公元196年）发布的《求贤诏》首先提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并明确规定各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以后，汉武帝在《求茂材异等诏》中更直截了当地主张“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以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东汉以至魏，地方察举制度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做法。
由于人才的选拔以乡闾察举为基础，对于人物的品评、鉴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从《后汉书》的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当汉末之际，名士照例有一个“品题”，虽然尚未如后来的“九品中正”制那样设有专门机构来进行办理，但士人的品鉴实际上己由一、二人主持。以当时享有盛名的“月旦评”为例，《后汉书•许劭传》
载：“......天下之拔士者，咸称许、郭。......初助与靖俱有局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可见，人物品评业己成为当时士人清谈的一个重要话题，而总持评语的权力则集中在个别批评专家的手里。然而，这种起自乡闾的人物品评也有很大的流弊。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那样：“地方察举权任太守，无客观的标准，因此易于营私。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两者递为因果，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去。”（《国史大纲》上册，第185页）一方面，“贤良”、“茂才”、“至孝”、“廉吏”等等，都是当时政府为了让地方推荐优秀人才所立的名号；另一方面，在士大夫门第观念的把持下，乡闾间推选出的士子，其品行却往往与这些称号相反。对于这一类情况，当时王符便己加以嘲笑。稍后，晋朝方士葛洪在撰写《抱朴子》一书时，引用了汉末的民间议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葛洪将这种情况统称为“名不准实，贾不本物”（《抱朴子外篇•名实》）。
曹丕为魏王后，为了纠正这类名实不符的现象，同时也是针对当时因人士流移所带来的乡闾查考的困难，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度。所谓“九品中正”，即是在州郡置中正，择本地的贤而有识者主持；其识鉴、区别人物，共分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随后供吏部选用。从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是有利于世族的仕进制度，这当然同曹丕有意代汉为帝的用心有关，是想以此取得一大批门阀世族的拥戴。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此引导了时人对名理之学（形名学）的重视。稍后，曹睿又开始谋求建立一种更具体的“都官考课法”，这项工作由当时著名的形名学家刘劭承担。值得注意的是，由刘劭撰著、对日后玄风起有重要前导作用的《人物志》一书，便是对以往人物考核、品评中的随机性内容所作的抽象概括。于是，具体的实际政治措施开始转而趋入了较为抽象的名理研讨；儒家的“正名”、法家的“循名责实”等等观念都以新的形式重新引起士人的关注。不过，总体而言，正如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分析的那样：“初期名理学家大抵由检察名实，特别是由考察人物以至于循名责实使人位相称，因此与法家相近。一到稍后，便转入了道家。”这中间有逻辑方面的必然性。但从社会政治一面论，“名理学本来是针对东汉名教之治而兴起的。曹魏政治即与初期名家相配合，所谓名法之治。名法之治要求检察名实，其中即包含了法家扩大君权、裁抑大族的意义。到了齐王芳时，由于君权的削弱，政治趋于宽弛，皇帝也成为虚位，于是从综核名实转向提倡无为”（《魏晋南北朝史论》，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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