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隶书就已盛行，当时许多古书也都以隶书书写，国家设立的“五经博士”大多也只能释读隶书典籍，故谓之今文博士。武帝时发现孔壁古文《尚书》、《春秋》、《礼记》、《论语》、《孝经》等用先秦文字书写的经典，儒家经典从此有了今古文之分，也有了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的斗争，直至东汉末郑玄的出现，打通今古文的藩篱，才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今古文斗争的一个问题就是字体，今文经用当时的通行字隶书书写，古文经用先秦古文字（主要是战国文字）书写。今文经学家不承认古文字，认为所谓古文字，只是古文学家的伪托，研究古文字也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理，今文学家因而只推崇隶书，认为隶书古来如此，他们解释经典文义也只依靠隶书，这就有许多解释是靠不住的。正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
诸生竞逐说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曲中也。廷尉说律竟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针对今文学家以隶书解字释经造成的曲解经意以及对社会上的用字及文字分析的恶劣影响，本着纠正对文字的误解，本着寻求经意正解的目的，许慎编纂了以小篆为基本文字规范的《说文解字》一书。许慎的解说文字本着研究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研究中注意古今字形的对比，注意文献证据。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虽汉时隶书已盛行，但许慎以小篆为正体，主要是为了便于通过分析形体以讲解文字的本义。为了正本清源，《说文解字》注意理清文字以小篆为轴心的基本的形体系统以及大概的古今演变情况，因此，在说解中很注意古今对比研究，注意罗列籀文、古文以及当时的异体字，注意引证可信的古文经典，诸如《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等，博引通人之说。这样，《说文解字》实际上成为一本可信的、指导人们正确地理解经典意义的工具书。
《周易》为“群经之首”，是中国古代最为特殊的哲学著作，其思想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文献实际看，许慎撰作《说文》，从文字的整体编排、文字性质的总结到具体文字的训释，都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周易》的整体观也使《说文》的释义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只有以这种整体的观照、把握来研究《说文》，才能真正理解《说文》的文化价值。
从《说文解字•叙》可知，许慎建立的540部首，以“一”开头，体现“唯初太始，道立于一”的意义，最后归结到“亥”部，“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体现“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引而申之，以究万原”的哲学意义，这一排列让人们想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终始循环的规律，也说明《说文》的部首排列是一个首尾衔接、循环不已的圆，体现了事物的不断发展、生生不已的精神，而540部统领诸字，正体现的是“孳乳而浸多”的由“（依类象形的）文”而“（形声相益的）字”的孳乳衍生过程，而这与《周易》的由阴阳两符号衍生八卦，进而由八卦衍生六十四卦的孽生历程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文为独体，有类于八卦，字为合体，有类于重卦，书者如也，易者象也，其理则一。”《说文》归纳的540部首，是以《易》老阴数六乘以老阳数九再乘以十（“数之具也”）所得（6X9=54，54X10=540)，《易》数九、六为阳数与阴数之极，极则变，变则通。因此，《说文》部首数的确立也是隐含有一定的意义的，即物极则变、变则通的道理。这一排列体现的是当时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宇宙及世界构成模式，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一思想与《易•大传》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天道终则复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正贯彻了这一变通的思想，《乾》、《坤》为众卦之始，《既济》、《未济》为终，“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未济》即孕育着新的发展，是事物获得新生的开端。这一穷变通久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说文》部首的排序正体现了这一思想。以《周易》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意义相关），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形体相近)”为基本编排原则，《说文》把所收9353个字按形义关系有机地排列在一起，这是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系统的汉字排列。正如张政烺先生所说：
许慎作《说文解字》，亦仿乎《易》，无论其欲理群类，达神旨，演赞其志，知化穷冥，即以形式论之，牵强附合，以足五百四十部首，乃取六与九之成数。其部首排次亦有深意，徐锴仿《易序卦》作为《叙部》，最为得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探赜索隐，杂而不越，始一终亥，知天下之至赜不可乱也。后以治《说文》者，徐锴犹能识许慎之旨，故其书名系传，分通释，部叙，通论，袪妄，类聚，疑义，诸篇，规模易传。自此以降，惟庄述祖作《说文古籀疏证》略知其意。自余诸家虽于文字训诂声音之理，造诣精微，或驾凌许君而上之，而于《说文》一书，能玩其大体者鲜矣。《说文》中存在的这种易学文化精神，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或随意加以指责。因此，很好地把握《说文》所体现的这种易道精神，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说文》所表达的意义系统。《说文》在对许多字解释时贯穿了这种《易》道精神。如对“一”的阐释：‘‘唯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体现的是当时经学家的宇宙观，是当时学者对经学意义上的“一”的解释的归纳，其意义来源应该是儒家经典如《周易》等，《周易大传》以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正如唐孔颖达《正义》所释：“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或以为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说文》以“一”为第一字，其所释是有深意的，并具有总括全书、贯通一切的意义。
《说文•叙》关于文字起源的论述具有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从文献实际看，这一观点明显地受到了《易大传》的影响。《说文•叙》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易传•系辞下》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看来，许慎接受了《易传》的思想系统，以八卦为人类文明的最初形态。八卦是否与人类最初的文字有关，学术界向来争论激烈，但考古发掘的周初铜器铭文以及甲骨上的“奇字”，经学者考证，是八卦系统的卦象，是数字卦，是先秦时原始的八卦系统书写形式。最近的研究表明，商周器物上的这些筮数易卦，不仅是用来反映八卦之象的，而且还发现有的单字或图形文字与它们相连署。如《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四五•一著录的一件铜卣内铸有铭文“一一六八一六，召”，这里的筮数当译为《周易》的《涣》卦，《易》卦下的“召”字当是《涣》卦之象。商周器物上的图形文字有的虽独立存在，但因铸刻在器物的特殊位置，实际上大都应属卦象文字的范畴，只不过省略掉了筮数易卦。易卦是连接这些器物与文字的切合点。这说明八卦（最初用奇偶数来表示）本来就是原始汉字的一部分，八卦与原始文字的起源是密不可分的，《易传》所叙应该是有一定依据的。此外，《易经》的“仰观俯察”的观照万物的方式、“近取远取”的具体而详的比拟方式，无疑是后来文字产生发展的最基本方式，先民取用一切物象作为语言文字的资源，“这是初民对语言起源的一种理性解释。这个解释远比西方流传的拟声说要合理得多”，这一方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易传•系辞下》曰：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说文•叙》曰：“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选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两相比较，《说文》比《易经》更明确地指出了结绳者以及初造书契的人，其所叙基本上是符合文字发生发展的实际的。结绳是人类文字产生的前奏，黄帝之史仓颉承包牺画卦的“仰观俯察”的观物取象的认识外物方式，“见鸟兽蹄达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于汉字的整理、规范之功是已被公认的事实。“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由于文字的产生，教化得以宣明，文明得以发展，“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在这里，《说文》约取《论语》、《周易》以论述文字之功。由此可见，《周易》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立象以尽意”精神与文字的“垂后、识古”的特点是一致的，准此，则“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如张政烺先生所说：“《说文•叙》首引《易系辞》，次释夬卦象辞，述伏牺之所以作八卦，及书契代结绳而作盖取诸夬。其意盖以为书道实与《易》相通。《易》以象为本，《系辞》下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最为明显。惟书之作亦本物象，《说文•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故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之谓书，书者如也。因此，把握《周易》设卦观象的精神，理解《说文•叙》的文字起源的论述并进而探讨文字的本质，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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