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许多封建士大夫自命清高，认为乘轿“以人代畜”，是有伤风化的不道德之举。所以，北宋除“宗室老疾不能骑者，出入听肩舆”(《宋史·舆服志》)以外，凡朝廷命官不乘轿，即便是个别老弱病残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朱子语类》卷128)。对于品官家眷和民间富户乘轿，则不加限制，但对轿夫人数却有规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翰林学士李昉上奏言:“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兜子、舁不得过二人。
宋代南渡以后，统治者不思金戈铁马，率师北上，反而沉酒于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中，在定都杭州以前，南宋政权先迁于扬州，宋高宗以江南多雨，“扬州街路滑，始许朝臣乘轿”。其后“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宋史·舆服志》)。加之当时的马匹、车辆几乎大部分为金人掠去，所以，从那时起，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骑马乘车者渐少，而乘坐轿子者日多，以至形成“中兴后，人臣无乘车之制，从祀则以马，常朝则以轿”(《宋史·舆服志》)的状况。由于乘轿限禁逐渐放宽，王公及品官之妻也多坐轿。到后来，甚至一些无爵位的富人也可乘轿。民间百姓婚嫁迎娶亦莫不乘轿。仅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在南宋统治的半壁江山中就形成了轿子不绝于道，乘轿者比比皆是的局面。由于轿子风靡当时，在客观上就影响和阻碍了制车技术的发展，造车业随之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汉唐时那种有车千乘、万乘之盛况，使我国原本领先于世界的制车技术，从此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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