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这两句有歧义。因句前没有主语，究竟它的主语是什么？中国古代的注解家分两派，一派说“与”字之前的主语是《周易古经》；另一派就说是圣人。例如我们说汉代的易学，其中一个家派叫作“九家易”，它收集九个人对《易经》所作的注解，所以叫“九家易”。它以天为乾、地为坤，于是就说这段其实不是解释万物，只是解说《周易古经》的卦爻和卦爻有关的一切。下文的“万物”亦不是真正的万物，而是我在《易经讲堂一•周易概论》说到占筮时，三百八十四爻加起来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数。这一万多个策数，就是实际万物的象征。万物既指真正的万物，也指卦爻。接着的“知周乎万物”，只是指知道整

个卦爻的情况而巳。“道济天下”，亦只是说《易经》这个理论能够帮助天下人做一切的事。这种说法，由汉代的“九家易”开始，一直到清代的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疏》都承继了。《周易集解》是唐代李鼎祚撰写的，李道平替这本集解再作洋细解释就叫作“纂疏”，是《易》注的名作。如果进一步深人研究《易经》，这本是必备的经典之作。《周易集解》本身已经很好，而《纂疏》解释得更加好。《纂疏》继承了“九家易”的说法，认为“与天地相似”一句是指《易经》本身。到了今天，至少徐志锐教授的《周易大传今注》和陈鼓应、赵建伟教授的《周易今注今译》，都认为是指《易经》来说的。这个说法大概是原来的意义之一。由于《十翼》的作者要将《周易古经》的义蕴提升，从哲学的高层次来解释，他要找出为何《周易古经》是这样，为何它有道理，故他采用了战国时的哲学和当时科学的一切知识（我们今天不称之为科学,而说是自然哲学），他找到自然哲学中能够引申发挥解释《周易古经》、将它的迷信变成哲学道理的内容作为理论的根据。所以表面上是解释《周易古经》的占筮内容、体例，背后是他体悟的自然哲学。因此，各位要明白“一语双关”或“指桑骂槐”，即说话同时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能够有两个不同的发挥角度，才明内《十翼》的真正意义。所以当他在解释《周易古经》时，用的全都是哲学观念。你可以忘记他在解释《周易古经》，把它当作是哲学著作更为合理。因为他本身就是用这个哲学来解释《周易古经》的；所以单据《周易古经》原义来解释这段文字,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舍弃了高级的哲学，只采取低层次的解释。所以后来两千多年来绝大多数的注解家，都认为不应当只是解释《周易古经》原义，更应解释它所发展的哲学思想。因为不局限在《易经》,而当它是在解释宇宙人生的哲理，岂不更伟大？于是这个想法就成为两千年来公认的想法。所以我们今天也应忘记筮法，用哲学观点解释才是善于学习！所得才更多!

其实“与天地相似”的主语不应是《易经》而是圣人。因为圣人深入掌握了《周易》所蕴含、指示的宇宙人生最高之理，所以他的思想行动就与天地非常相似。为何不用相同？因为人体与天地根本不同，人的作为与天地更有主客、大小的不同。因此只可称为相似而不能说是相同。

 

“故不违”，所以他的思想行动并不违背《易》的道理，即不违背天地的道理。为何它能够与天地相似？记得在第二次《易经讲堂二•乾、坤、屯三卦阐微》，我解释乾卦《文言传》的最后一段，说圣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是因为他能够与天地相合，天人合一，所以他的想法和做法自然而然地与天地一样。不过圣人也要经过长时期的体验领悟才可以。所以“不违”是说思想行动不违背天地的规律。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

 

“与天地相似”，是说《易》与天地准。

 

“知周乎万物”，讲的是天。‘‘知”就是“乾知大始”的“知”。这是说，天能为万物始。

 

“道济天下”，讲的是地。“道”就是行。这是说“坤作成物”，所以地能利济天下。

 

“旁行而不流”，朱熹《周易本义》说：“旁行者，行权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用“行权”解“旁行”，用“守正”解“不流”，讲得挺好。

 

那么，“行权”是什么意思呢？权本是杆秤的秤砣。称量东西时，秤砣要不停地移动，而不是固定于一处，所以权就有了“变通”、“权变”的意思。行权即讲变通，这很重要。《孟子•离娄上》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尽心上》也说：“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可见孟子对行权很重视。《中庸》讲“中”，又讲“和”，也是这个意思。做事情有“经”，还有“权”；有“常”，也有“变”。如果只知“经”、“常”而不知“权”、“变”，就会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类的错误。以战争为例，打仗讲究“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军争》所说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这是正；而《始计》所说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就是奇。可见打仗也有“经”、“权”。交战时，不仅要知“经”，而且要知“权”。《孙子•谋攻》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毛泽东讲游击战的打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也是这个道理。宋襄公在泓之战中，以“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古老战法与楚交战，这是知经而不知权，也就是被毛泽东讽刺为奉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因此，必然会失败。又比如，党的政策要不左不右，这是原则。然而，有原则性，还要有灵活性。有时在具体问题上，就要左一点或右一点，这就是灵活性，也就是行权。

 

在《易》经中，“旁行”即行权，“不流”即守正，也就是符合礼。行权不越礼，就是“旁行而不流”。所谓“不违”、“不过”，是讲天地所作所为都是对的。用今天的哲学语言说，就是符合真理，没有违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