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卜筮、占卜的注释和流传

易经卜筮、占卜的注释和流传

 

《易经》是卜筮书，卜筮在殷周之际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非常崇髙的地位。据有关文献记载，处理国家大亊，即使国君和卿大夫都同意，卜筮的结果说不该做，那么，原订的计划就要取消。反之，如卜筮的结果说某事该做，即使公卿大夫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按卜筮结果执行。

 

卜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使卜筮者享有崇髙的地位々从亊卜筮的神职人员，往往就是国君，后来也往往是公卿宰相之类。

 

周代以后，特别是从春秋战国时代起，理性思潮兴起，传统的神学一步步破产，卜筮的地位也一步步降低。秦汉以后，公卿将相就不再从事卜筮，而从事卜筮的神职人员地位也逐渐降低，有的甚至流落民间。

 

在汉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就出现许多用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占卜的专职人员。比如用历法、猁日影、候钟律、权土炭等等。他们和原来的卜筮职业者争地位。据说汉武帝有一次要娶亲，召来各种占卜专家，以求选个好日子，但众说纷纭，最后还是汉武帝自己拍板：以五行家为准。这件亊也说明《易经》占筮，即在占卜领域，也不再居于崇高地位了。

 

到唐代，武则天下令，占卜职业者的官职，不得超过司膳寺诸署令。司膳寺不得和六部相比拟，诸署令更是官低职微，大约最多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处长。宋明以后，各州郡府县也还都配备一名专职占卜者，但“有职无禄”，事实上，和民间的算命先生没什么两样。上述事实说明，封建国家越来越不把占卜当作一回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殷周时代居于崇高地位的龟卜，汉唐以后就完全失传了。《易经》没有失传，原因是它适应时代的变化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方向。

 

据朱裹研究，孔子及其以前，称做学问的有六种，叫做“六艺”。六艺不包括《易经》，因为《易经》不是一种学问，无法用它来教人。我们前面的考察也说明，《易经》书中透露出来的，都是当时一些零零碎碎的、有关各种知识的只言片语。在《易传》中，讲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而在《易经》中，连这完整的世界观也没有。因为它的目的是占卜，不是为了传授知识，也不以记载知识为目的。

 

适应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大约从春秋时代起，就提出“《易》不可以占险”（《左传》昭公十二年）的思想。当时的易学家，主要用《易》来借題发挥，作为分析国家和个人大亊的理论依据。战国时代，荀子更进一步提出：“善《易》者不占”（《荀子•大略》）。依荀子的说法，用《易》进行占筮的，都是些不莕为《易》的、蹩脚的易学家。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产生了《易传》，把《易》作为讲天人之道的哲学书。

 

历史地看来，此一时期大约是《易》由专门的占筮书到主要作为哲学书的转变时期。所以到秦朝焚书，才不烧《周易》，认为它是一本卜筮书。

 

由于思想家们把《周易》作为讲天人之道的书，并且由于它讲得好，讲得集中，所以许多子书都援引《周易》的道理，《管子》、《吕氏春秋》、《庄子》、《荀子》等等，都对《周易》有所介绍或阐述，或者是借用《周易》来讲述他们自己的哲学道理。

 

西汉建国不久，由于《周易》已被先进的思想家们当成讲天人之道的哲学书，而且《易传》又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学说，这就可以当做知识用以教授学生了。所以西汉初年，《周易》就被国家列入学官，置博士，教授学生。

 

用一番道理去解释《易经》，《易传》已经开了一个头。汉代学者虽然把《周易》尊为经，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但在当时，被尊为经的还只是五经或六经。孔子的作品，如《论语》，虽认为很重要，但还不算经。因此，汉代初年，人们大约也未把《易传》看作经，所以他们才模仿《易传》，开始注释《易经》。

 

汉代易学家中，象数派居多数。留传至今的易学著作，有«易纬》七部，有《京房易传》、《焦氏易林》等。魏晋时代，由于义理派兴起，几百年中，汉代的易学著作几乎丧失殆尽。到唐代，李鼎祚汇集了他能见到的汉代易学材料，才使無于灭绝的汉代易学得以一脉绵延，淸代，汉学家们更大规模地搜集汉代的易学材料。从他们的著作中，使我们得窥汉代易学的只鳞片爪。

 

汉代易学影响较大的思想，是卦气说，以及与之相伴或由它派生的纳甲、爻辰等说法。这些内容，我们都将在有关章节中介绍。

 

汉代炼丹术兴起，炼丹方士借用当时的易学理论，去说明丹药的化合过程，这就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现代不少人说这是一部内丹书，其实只是在唐代以后，当内丹术兴起的时候，道教才把它当作内丹书。说它一开始就是内丹书，不符合历史事实。

 

汉代从刘歆开始，把历法数据和易数相比附，认为历法数据都是从易数推出来的。刘歆和在他之前作卦气说的孟喜，可说是“科学易”的创始人。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继承刘歆的作法，把历数和易数相附会。他们都遭到后来天文学界的严正批评。

 

《周易》在汉代就成了五经之首，所以非常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儒经是《春秋》^汉代讲天人感应，《春秋•公羊传》是天人感应的经典。

 

魏晋玄学兴起，《周易》为“三玄”之一。然而由于王弼以老解易，所以玄学的实质乃是魏晋人所理解的老庄思想。

 

唐代在思想上多继承玄学，在易学上无大创造。宋代理学兴起，理学家们又以理学解易。其中最著名的是《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这些著作后来都被作为标准教材，供士人们阅读、学习，并以此应科举、求官做。

 

北宋时代，出现了《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等，作者们说是上天所賜，圣人所作，他们只是发现了这长期失传的秘密。从此以后，作图风起，明代以后的易学著作，几乎是无图不成书。关于这些图象的来垄去脉及其意义，本书也将有专章叙述。

 

，唐宋以后，《周易》的流传更加广泛，不仅儒家的著作几乎没有不谈《周易》的，《易传》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成了理学家的口头禅，道教、佛教也广泛利用易学理论来阐述他们的教义。

 

清朝人编《四库全书》时，对以前易学的发展做了总结，他们说：

 

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亊，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四库全书总目《易类一》）

 

这是清代学者对《周易》注释和流传情况的概略描述。依据他们的描述，则历代易学的派别及流传是：

 

象数派：汉儒一>京房、焦延寿一^陈抟、邵雍>义理派：王弼胡瑷、程颐一>李光、杨万里。这个描述大体符合历史的实际，但不完全。

 

依据这个描述在《左传》时代，《易经》主要是占卜书。到了秦朝，虽然《易传》已经出现，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仍然把《易经》仅看作古卜书，所以秦始皇焚书，才不焚《周易》。

 

汉代，易学发生了分化，派别众多。但总体上，则如清代学者所说，“汉儒”注重象数，他们通过象数，“推天道明人事”，所以“切于民用”。在清代学者看来，这是易学的正统。京房、焦延寿等人，讲卦气，说机祥，主要从事于占卜，这就使谈学和占卜分家，即所谓“占、学分途”。到宋代陈抟、邵雍，是象数派发展的又一阶段。他们“务穷造化”，从天地幵辟，讲到万物化生，对世界上的一切，都要穷究它们的来源，以确定他们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陈抟的易学难以详考，但所说邵雍的易学则大体符合事实。

 

但在清代学者看来，京房、焦延寿、陈抟、邵雍的易学“不切于民用”，不是“因事以寓教”、“觉世牖民”，因而不合圣人之意。所以淸代学者把《京房易传》、托名焦延寿的《焦氏易林》、邵雍的《皇极经世书》都逐出“易类”，而归入“术数类”。清代学者的易学观，大体上反映了历史的实际。

 

义理派的开创者是王弼。王弼的义理，主要是老庄；到宋代胡瑗、程颐，特别是程頤的《周易程氏传》，才“阐明僑理”。所谓“儒理”，就是理学或称道学之理。到南宋李光、杨万里，

 

又拔引历史事实来证明所讲的儒理。如李光解《蛊》卦，说天下蛊坏之时，必得能够继承大业的儿子，才能拯救天下。比如周宣王，就是这样能继承大业的儿子。《蛊》卦只讲父子，李光说，这是因为中兴大业不可尽付给大臣。这些解释与援引的史实，都是对宋髙宗、秦桧而发。后来杨万里继续这种作法，进到批评。说这样注易，只可供文人欣赏，没有学术价值。这就是所谓的“R启论端”。但《四库》的编者赞同李光、杨万里，认为圣人作易，正是通过卜筮论人事。其他人的毛病，正在于舍人事而只讲天道。

 

.清代学者所描述的易学变化，正反映了时代思潮的演进，反映了解易的时代特征。京房讲机祥，那是由于汉代是天人感应的时代，是个讲机祥的时代。汉懦重象数，那是由于整个天人感应都必须从现象出发去推测天意。

 

王弼易学，则深深渗入了玄学的、亦即以老庄为标志的思想。他注《易》主张“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把象意关系比作筌蹄和鱼兔关系，就是直接脱胎于庄子思想。在《周易注》中，他强调自然无为，把《彖传》“复见天地之心”解释为“返本”，而“返本”又是动息为静，明显是用老子归根曰静思想释《易》宋代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把天解释为道、帝、鬼神，与他在教诲学生时把天解释为理、帝、鬼神是完全一致的。“天者，理也”，是他的基本命题。而他全部哲学，归宿于存天理、灭人欲。他曾讲过，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因此，他特别重视艮卦。艮是止。止，就是止于理。人们之所以不能止，就是因为被欲望牵制。所以，要止于理，必须做到无欲。这里贯穿的，完全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精神。

 

朱裏就是鉴于这些情况，才作了《周易本义》。在理论上，他是程颐的后继者，但他不满意他以前的学者们对《易》的注解，也不满意程颐。他认为历代所讲的那些易学道理，都不是圣人的本义。本义只是告诉人们吉凶悔吝，从而怎么去做，并不要讲什么道理。

 

《四库全书》编者总结了易学的历史之后又说道：

 

此两派六崇厂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箅木，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故易说愈繁。

 

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周易》已被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天文、地理、算术、炼丹术等自然科学领域。但《四库全书》编者认为，这些都仅是“易之一端”，“非其本”。所谓本，就是天道人事，即一般的哲学道理。《四库》编者慨叹这些说法繁杂不经，但未能做出进一步解释。只有到了近代，学者们用新的世界观看待《周易》，才使易学研究发生了根本转变。

 

各时代易学面貌的不同，还表现在对《周易》经传关系的看法上。司马迁当时，还把《易传》看作十翼“翼”只是经的辅佐，大约不得称经。在形式上，经、传分开。一般是经分上下，传有十篇，共十二篇。后来，大约在西汉末，《易传》也被称作经。东汉郑玄，有人说甚至早在西汉费直，就把经传合在一起。到王弼，又进一步把《彖传》、《象传》分厲于每卦卦爻辞之下，把《文言传》分属乾、坤二卦，其他四传，则附于经后。在一个长时期里，王弼易学是正统易学，王弼传本也是正统的易学传本。直到今天，由于王弼传本被采入《十三经注疏》，所以影响深远，通行的仍是王弼本。

 

宋代，朱煮作《周易本义》。他既反对人们借易大讲道理，也反对人们以传附经。他的《周易本义》重新把《周易》经传分开，以体现他的伏羲是伏義之易、文王是文王之易、孔子是孔子之易的思想。朱熹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他反对人们把自己说的道理算作《周易》的思想，也反对把《易传》的思想当作《易经》的思想，甚至也反对把《易经》中卦爻辞的思想当作卦爻本有的思想。他认为圣人画卦、爻时是不要讲什么逍理的，卦爻辞是后来的圣人加的。

尽管朱蒹的《周易本义》影响深远，但人们还是不理会朱熹的劝告，把自己的道理说成是《周易》的，把《易传》的道理说成是《易经》本来就有的。

 

淸代，汉学兴起。汉学家首领惠栋整理《周易》，主张完全恢复汉易传统和汉易经传分开的格式。他的《周易述》，经的部分只讲经，《文言》、《彖传》、《象传》，都放在经后。

 

实际上，《彖传》、《象传》与卦爻辞的联系确实比较紧密，把它们和经文放在一起，读起来确很方便。我们以为，这是今天仍然通行王弼木的根木原因。

 

通行本卦序的编排，是乾、坤、屯、蒙……直到既济、未济。这是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存在的编排。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则是另一种卦序编排。这足以证明，战国秦汉时代，《周易》的六十四卦，有肴不同的排列方式。现在通行本的卦序排列，只是这不同排列方式之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