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治易的理解

怎样理解“孔子治易"

 

依据现有所能看到的文献，第一次谈及这个问题的是《庄子》。

 

《庄子•天运》篇称：“孔子谓老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久矣。”意思是说，孔子在拜访老子时说，他自己“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好久了。

 

《诗》、《书》、《礼》、《乐》、《场》、《春秋》，就是所谓“六艺”或“六经”，而《易》则是其中之一。

 

应该怎样理解这里所提到的“治”字呢？

 

我认为“治”，在这里吋以理解为“研修”、“诠释”、“整理”的意思。

 

依据《庄子•天运篇》的id载，孔了•将《诗》、《书》、《礼》、《乐》、《易》、《春秋》一起“研修”、“诠释”、“整理”，是合乎情理的。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建私学、收徒讲学的教育家，虽然屡域表白自己对待古籍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但其“述”的蕴义似应相当广泛，起码与“治”的蕴义不相上下。

 

关于孔子“治《易》”，孔子对《易》的贡献，不仅《庄子》、《论语》等典籍均有相关的言论加以佐证，而且司马迁的《史记》等史书也有所记载，因而得到历代学者儿乎一致的肯定。到上世纪8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帛书《易》残卷，乂进一步为此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证据，所以更受到现代学术界的一致公认。

 

然而，对于孔子到底是怎么“治《易》”的，孔子对于《易》的具体贡献究竞有哪些？学界迄今仍然见仁见智，.看法不一。在此，我也只是谈谈个人的一管之见。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孔子的生平。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这也是比较公认的、沿袭已久的说法。但也有学者根据《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始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突出特点是用问答的方式，阐释史实十分简略，着重阐释《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和《春秋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其体裁与《公羊传》相似）推算，认为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至丁-孔子的具体出生时日，则分歧更大：除了比较公认的9月28日说之外，尚有10月9日说、9月8日说和8月20、21日说等等。

 

孔子出生的鲁同，是周文王的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这个并不大的国家，由于对周代的礼仪和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誉。

 

为了说明当时兽国是“礼乐之邦”，我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兽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这个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博学多才，知书明礼，很受其父王器重。寿梦临终前想把王位传给他，被他以“不能闵父子私情而废前王之礼”拒绝。因依据“前王之礼”，在传位方面必须按前王之子的长幼次序传位。听了季札的劝说后，吴王就把王位传给了季札的大哿，但又留下遗训。尔后，按照吴王寿梦的遗训，季札的三个哥哥都相继要把王位传给他，均被他拒绝，使得他因“四让王位”而以“明礼仪、重仁德”享誉当时。就是这么一位“明礼仪、重仁德”的吴国公子,到鲁国后一观看周乐，就禁不住叹为观止地大加赞赏。正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此处读而0，植盖之意）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有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意思是说:一见表演乐舞《韶箾》（按照孔颖达的解释，“箾”即“箫”，《韶箾》就是《尚书》中提到的《箫韶》，是韶乐的一种），就惊呼：德行之最高境界啊！伟大呀，就像天无所不镫盖，地无所不承载一样啊！就是再有盛德，也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观赏到了止境啊！即便是再有其他乐舞，我也不想观赏了！

 

另一个例子是，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其藏书后也禁不住赞叹：“周礼尽在鲁矣!”

 

这两个例子，从乐舞和藏书两个方面，说明了鲁国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礼乐之邦”。

 

正是鲁国这种序重的文化传统和礼仪，与当时学术下移，及其在社会上所促成的文化氛围，对孔子的成长及其思想学说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3

 

孔子幼年（3岁）丧父，家境衰落，生活贫困。他曾回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亊。”所谓“贱”，就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所谓“鄙事”，就是为当时-•般人所看不起的事情，具体就是指他在年轻时曾做过的“委吏”（管理仓廡）与“乘田”（管放牧牛羊）等。

 

虽然生活贫困，工作不称心，伲孔子并不自馁，依然奋发进取，15岁即“志于学”。不论在修身或学业上，都善于取法他人。“二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种善于发现周围人身上的长短，虚心求教，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以及由他人之短联想到自身的缺点，并自觉加以改正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孔子注電品德修养，而且也体现了孔子学无常师、好学不厌的梢神。这对于他品德的修养和学业的长进，无疑都大有裨益。所以，年纪轻轻，孔子在乡里就蘇得了“博学”之赞誉。

 

到27岁时，孔子就创建了私学，开始授徒讲学。所教授的内容是他根据以前的文献加以整理的自编教材，起初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吋以说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之学，后转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大六艺”，也即后人所说的“六经”，可以说是治国安邦的济世之学。

 

私学的创建，在肖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不仅体现了年轻孔子勇于创新的精神，而a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振兴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在教学实践中，孔子坚持“有教无类”，即在施教的对象方面不分等级、贵贱，凡是带上“束脩”即交点儿学费的，都收为学生。这种在教食面前人人平等，认为每个人都有接受教疗的权利的思想行为，无疑是对“学在宫府”及其所酿成的在教育面前等级森严、把接受教育当成部分人的专利的、极其不平等的传统和现实的尖锐挑战，是孔子“仁”即博爱思想在教育上的体现。

 

因此，孔子的私学一创建，就很自然地受到社会各个阶级、阶运的广泛欢迎。比如，在孔子的门徙中，既衬出身于奴隶主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和宋国的司马牛等，也有虽然“穷居陋巷”、“箪食瓢饮”却“不改其乐”的颜渊；既有被称之为“卞之野人”（“卞”在今山东泗水•一带；“野人”相当于今“土里七气的乡下人”），自己吃野菜（“黎霍”），而背米百串.侍养老母的子路，也有身着芦花做的“棉衣”（“芦衣”），甘愿忍辱受冻而尽孝的闵子骞；既宥亲自种瓜，帮母织布，三口不生火做饭，十年不制新衣的曾参，也有“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既有“鄙家子弟”而旦犯过罪的子张，和出身贫寒、“衣若悬鹑”的子夏，也有遭受牢狱之灾（在“缧[w]绁[xife]之中”）的犯人，被孔子招为女婿的公冶长，曾为“梁父大盗”的颜涿聚；还有尽管“家累千金，结驷连骑”，但在春秋时期并没有地位，仍属“鄙人”之列的、为官学所不容的大商人子贡，等等。而就其弟子所在的地域看，除了鲁国外，还有齐、宋、卫、秦、晋、陈、蔡、吴、楚、郑等诸侯闰。这种国籍的不同，在当时，往往意味着种族上的差别。

 

由此可见，孔+所开创的私学，确确实实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家庭出身、地域、族别的限制，使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商人及一般平民，尤其是满足了平民人学受教育的愿望，因而大大拓宽了教育的社会基础，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春秋以来的学术下移，壮大了士阶层的队伍，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其弟子出身阶层和领域的广泛、复杂，也昭示出当时孔子办学之遐迩闻名，广受欢迎。孔子晚年所自诩的“三十而立”，是与其在创建私学、授徙讲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分不开的。

 

但是，孔子并不满足于教学，很想通过人仕即做宫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学。然而，兽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三桓”是指庆父之后的孟孙氏、叔牙之后的叔孙氏、季友之后的季孙氏。因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裔，故称“三桓”）。三桓是魯国势力敢大，专权时间最长的大族。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军权。孔子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34岁时，鲁闻发生内乱，孔子逃亡到齐国。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施政，孔子阐述了自己的政见，强调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和秩序，以及“政在节财”等思想。齐景公听了虽然高兴，但由于实权操在大夫陈氏（陈桓子）手里,而陈氏则正渐渐成为篡夺齐国君位的主要势力，所以孔子的政见不可能被采纳。齐景公想封赏孔子，又受到宰相晏婴（？~公元前500年）的阻止。后来在齐大夫中甚至有人怀疑孔子是鲁闰的奸细，想加害孔子。

 

孔子在齐滞留几年而不得志，生命安危又受到威胁，于是返回鲁国。由于“陪臣执国政”的混乱局面依然未变，使得孔子仍无意仕途，“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史记•孔子世家》）。

 

这里的“修”指什么？我认为就是指“研修”，即学习、钻研的意思。司马迁在这里只提及“《诗》、《书》、《礼》、《乐》”即“六经”中的四种，而未涉及“六经”中的《易》和《春秋》。我们对此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司马迁这样写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孔子当时确实还没有“修”《易》和《春秋》，因为一般认为孔子是在50岁以后才“修”《易》的，而“修”《春秋》则更晚；二是，孔子已经开始“修”《易》和《春秋》，即把《易》和《春秋》连同“《诗》、《书》、《礼》、《乐》”即“六艺”或“六经”放在一起“修”，而司马迁只是为了行文之方便，才未提及，因而只是泛提“修《诗》、《书》、《礼》、《乐》”而已。

 

我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合理，其理由是，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易》和《春秋》与《诗》、《书》、《礼》、《乐》同样在社会上流传,孔子既然“修《诗》、《书》、《礼》、《乐》”，就不可能不“修”《易》和《春秋》，不可能把《易》和《春秋》撇在一边。人们往往把“孔子厄而作《春秋》”，理解为《春秋》为孔子所作，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春秋》的涵义有二：其一，《春秋》原是各国国史的通名，如《国语•晋语七》有“羊舌肸（xl)习于《春秋》”，《楚语上》有“教之《春秋》”等等说法，其中所说的《春秋》均为国史。《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等之称谓，指的就是周、燕、宋、齐诸国的史书。据初步考证，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专门记载国家大亊。由于记载大事一般要写明春夏秋冬四季，而古人又特别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就统称《春秋》；其二，《春秋》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起初各国史书都有专名，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祷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就叫《春秋》。所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春秋》，就是指的鲁国的史书，而其中之“作”，应该埋解为孔子所自白的“述”；孔子“述”春秋，即对鲁国的史书《春秋》加以整理，亦即编纂、修订。孔子对于鲁国史书《春秋》的编撰、修订，已经是不可争议的史实。孔子对于鲁国史书《春秋》的修订虽在晚年完成，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其对于《春秋》的研修，早在年轻时就开始了。

 

而孔子对于《易》的研修也理应如此。从《家语》、《乾凿度》以及《论语》等书籍看，孔子确实在年轻时就接触《易》了。

 

总之，《史记》所云“退而修《诗》、《书》、《礼》、《乐》”，当为泛指，不能据此就把《易》和《春秋》排除在外。由于孔子从齐国返回鲁国后，刚37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一边研修《六经》，一边向弟子们传授，所以深受欢迎，“弟子弥众”，学生越来越多。

 

历史和现实使孔子越来越淸醒地认识到，要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抱负，施展自己的才学，就必须运用政治杠杆即权力的力量，因而他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即做官与做学问要一致，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而且两方面都要出类拔萃。所以，在招收门徒，传授其学说的同时，孔子仍积极寻求人仕，希望亲自登上政治舞台，以便更好地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才学。

 

但是，当时鲁国的政权操在季氏手里，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即阳虎，是把持鲁同政权几世的季氏家臣中最有权势的人）。把礼仪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孔子，自然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即“陪臣执国命”的“不义”状况，不屑于“不义”政况下的“富贵”即升官发财。‘‘不义而富fi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尔》）不义的“富贵”，在我看来不过像天上的浮云，因而宁愿默默地充当教书匠，而不愿出仕。直到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愿意出仕，并被任命为中都宰，这年孔子51岁。孔子担任中都宰后，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学，只一年的功夫，就由于政绩突出而受到四方的效仿（“行之一年，四方则之”），于是由中都宰迁升为司空，继而再升为大司寇，摄行相事。鲁定公十年即公元前500年夏，孔子随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于夹谷，史称“夹谷之会”。

 

“夹谷之会”虽然由齐、昏两国商定，但是，齐景公事先布下了劫持符定公的圈套。由于孔子胸有“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亊者必有文备”的谋略，事先对齐国邀兽君“夹谷之会”的用心有所筲惕和戒备，并在“夹谷之会”上乂能临机应变，斗智斗勇，不仅使齐国劫持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所侵占鲁国的郓、鄴(cao)、龟阴等地。由此孔子的威望大增。昝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即中央政府的权力，抑制三桓的势力，试图利用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而提出了“堕（hui)三都”的计划。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其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这一主张却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而孟孙氏也暗中支持公敛处父，致使堕三都的计划半途而废。 <.

 

在内部遇到阻力的同时，外部也受到来自齐国的挑战。由于孔子在鲁国主政政绩显著，使齐国越来越感到不安，担心鲁国强大会威胁齐国的安全，于是想出美人计，将女乐80名遗蹭鲁国。季桓子接受了齐国的女乐，致使鲁国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政治抱负难以继续施展，于是不得不决定离开政坛，离开“父母之邦”，带领颜因、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个弟子，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生涯。是年孔子55岁。

 

孔子周游列国，主要目的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在列国加以实施。“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足见老夫子当时是多么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啊！

 

但是，尽管孔子不辞劳苦，历尽艰辛，费尽心机和口舌，但他的主张不但始终未能得到响应，反而一再逍受误解，甚至屡遭疑忌、监视和围困，以至几度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到68岁时，孔子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接冋国，被国人尊以“国老”，鲁哀公与季康子也常以政事咨询于他，但终究未被蜇用。孔子只好依然从事教育，同时致力于典籍的整理，直到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逝世。

 

通观孔子一生的行踪可知：从15岁到27岁，是孔子边工作边自学的时期；从27岁到34岁，是孔子创建私学收徒讲学的时期；从34岁到37岁，是孔子客居齐国的时期；从37岁到51岁，是孔？“退而修《诗》、《书》、《礼》、《乐》”即继续研修和收徙讲学的时期；从51岁到55岁，是孔子在符国从政的时期；从55岁到68岁，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期（57到59岁曾〜度回鲁国）；从68岁到73岁，是孔子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典籍的时期。

 

统观孔子的一生，其人仕的思想虽然始终未泯，但其真正从政的时间满打满箅只有短短的5年（51-55岁），而其他时间则主要用于教育、研修和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在其周游列国的14年中，由于宥弟子跟随，所以，其研修和教育工作并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