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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智慧

易经的写作从“潜龙勿用”,到“见龙在田”再

2013-03-28 | 来源:国学堂 | 所属栏目:易经智慧 | 点击:

周易》的写作方法,《系辞》有明确的说明:“《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原始要终”概括了《周易》的整体写作方法,对此高亨作了很好的解释:“原始,察也。要,求也。韩康伯曰:‘质,体也。’此言《易经》乃观察事物之始,探求事物之终,表明事物由始至终之整个情况,以成一卦之体,即用一卦之体象一事物之整体也。这里我们以《乾卦》为例,分析一下“原始要终”的整体方法。《乾卦》取象龙,以龙的“潜”、“见”、“跃”、“飞”、“亢”的运动变化情况,比喻事物由始至终的发展过程。初九处于一卦最下位,为发展的潜藏期,身当此位,应养精蓄锐,不可滥用,故曰:“潜龙勿用”;九二为地之表,经过蓄养等待,一旦时机成熟,便可脱颖而出,发挥其用,所以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是阳爻居阳位,天时地利,但不能得意忘形,仍要保持警惕,“终日乾乾,夕惕若”;这样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样,或跃或潜,进退自如,故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九五为君位,是施展抱负的最好时刻,潜龙在这里一跃而成飞龙,即“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是极地,至此事物发展到顶点,顶点也就是终点,于是“亢龙有悔”,阳极而阴,《乾卦》就要变成《坤卦》,事物就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古人以龙为善变之物,《乾卦》从“潜龙勿用”,到“见龙在田”再到“飞龙在天”,直至“亢龙有悔”,即形象地刻画了龙的变化的全部过程,也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由始至终的整体概貌。刘勰对《周易》“原始要终”的方法非常重视,在《文心》中反复提到:

原始要终,创为传体。(《史传》)

原始要终,体必鳞次。(《章句》)

原始要终,疏条布叶。(《附会》)

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

《序志》篇更是直接提出了“原始以表末”的写作方法:“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里虽然说的長文体论的写作方法,但实际上“原始要终”是贯穿《文心》全书的一个重要方法。

首先,《文心》各篇都是以“原始要终”的方法来论述文学问题的。兹举两例,略作说明。诗歌是古代各种文体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体论首列《明诗》,理属当然。在对诗歌进行原始要终时,刘勰遵循了“铺观列代”和“撮举同异”两个原则,通过“铺观列代”来鉴别“情变之数”;通过“撮举同异”来申明“纲领之要”,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根据史书的记载,刘勰将诗歌之始上溯到“葛天氏之乐”,历述了黄帝、唐、虞、夏、商、周时期的诗歌简况,总结出“顺美匡恶”的诗歌创作目的。接着比较具体地叙述了汉代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演变过程,指出五言诗的风格特点为“直而不野,婉转附物,炤怅切情”。然后又逐一分析了从建安三国时期到晋宋以来的诗歌发展的新变化。建安诗风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正始时期则“诗杂仙心”,东晋为“稍入轻绮”,西晋又“溺乎玄风”,到宋初因“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刘勰以“原始要终”的方法,考察了“古今”诗歌的源流演变情况,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的结论。

《神思》位于创作论之首,论述的是整个创作思维活动的系统过程。“神思”活动可分为以想象为主的构思层次和以语言为主的表达层次。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柩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为了能对以构思和表达为主体的“神思”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刘勰又运用了“原始要终”的方法,论述了构思和表达的前提条件以及“神思”过程的最后一项活动——艺术修饰。构思活动的畅通,依赖于创作主体的虚静心态;表达活动的完成,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技巧锻炼。刘勰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有了虚静的心态,表达的才能,然后方可“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进入创造活动。因此,“神思”活动以“虚静”、“积学”为其始。艺术修饰作为“神思”过程的最后一道工序,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了它,.“拙辞”会孕育“巧义”,“庸事”可萌发“新意”,所以说“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

总之,艺术思维活动以“虚静”、“积学”为开端,以构思、表达为核心,以修改、润色为终结,这就是《神思》篇对它所作的“原始要终”的全面论述。®

另外,《文心》总论、文体论和创作论三个部分也都贯穿了“原始要终”的方法。总论称为“文之枢纽”,《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五篇,从“人文之元”的“太极”(道)讲起,论述了文章正体——圣文(经典)的产生,指出了附会经义而出现的纬书是“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最后归结到经文的变体——真正的文学作品《楚辞》之上,阐明了文章由本体到正体,再到变体的产生、发展过程。按刘勰的观点,文章本于“道”,源于“经”,变于“骚”,圣人通过“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创造出经典圣文,这圣文虽然是文章作品的典范,但还并不是真正的文章作品,屈原“取熔经意”,“自铸伟辞”,才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刘勰之所以把“辨骚”放在总论而不是文体论,其用意正是要在“文之枢纽”中建立“道”一“经”一“骚”的原始要终的体系。

文体论二十篇,刘勰称之为“论文叙笔”。“文笔”之说始于晋代,至南朝已成为区别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纯文学与杂文学两大类文体的代名词,《文心》对这两类文体分别作了原始要终的论述。从《明诗》至《谐隐》十篇属于“论文”部分,对韵文,刘勰从最古老的诗歌艺术讲起,一直讲到《杂文》,并以《谐隐》作结。这样的安排是有其根据的。《汉书•艺文志》杂文类就是以谐辞隐语作为附录的,所以到《谐隐》,有韵之文就要结束了。从《史传》至《书记》十篇属于“叙笔”,对散文,刘勰以《史传》为其始,因为人们了解古代的事情主要依靠史籍,再说,“史肇轩黄”,其来久远,叙笔理当由此开始,到《书记》篇,刘勰在论述书牍、记笺之后,又罗列了表文、名册之类的二十四种杂笔,可谓详尽备至,论到尽头了。总的来看,文体论述了三十多类文体,既兼顾文笔,又“囿别区分”,从《明诗》到《史记》,从有韵到无韵,线索清晰,条目详细,可以说是一部原始要终的文学分类史。

《文心》下篇被刘勰称为“剖情析采”,这一部分同样体现了原始要终的方法。“剖情析采”的二十四篇包括文学创作论(《神思》至《总术》)和批评鉴赏论(《时序》至《程器》)两个部分,创作和鉴赏,从理论的角度看是一个原始要终的整体,刘勰把鉴赏论也列入“剖情析采”之中,0的是要从创作过程和“文之情变”两个角度来论述文学问题。我们先看创作论,《神思》作为创作论的总纲,是刘勰用来“原始”的篇目,它隐含了创作论以下一些篇目的主要内容,例如,“情数诡杂,体变迁贸”,“预示下篇将论体性”©;“刻镂声律,萌芽比兴”是对《声律》、《比兴》的概括;而“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可“与《养气篇》参看”《总术》则是带有小结性的“要终”篇目,这一点黄侃早有指明:“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鉴赏论部分,刘勰侧重从“文之情变”的角度来谈文学鉴赏问题,《时序》和《物色》两篇主要谈社会变迁和景物变化对文之情变的影响,给“将阅文情”的鉴赏者提供了把握文情变化的两把钥匙。如果说《时序》、《物色》是向读者指出引起文情之变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才略》则是告诉读者创作主体“性各异禀”,才力不同,是引起文之情变的内在原因。有了这两方面做基础,《知音》篇就正式提出了品评作品的“六观”之法,认为“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到此鉴赏之论已基本完成,所以下面的《程器》就转到作家的品德修养上了。篇中,刘勰把为文与为人、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指出文人创作的最终目的在于“纬军国”、“任栋梁”,这显然已是总结全书意旨的压轴篇,接下来的只能是《序志》而已。

我以为《文心》全书体大思精、科条分明的原因,与其说是“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毋宁说是遵循《周易》“原始要终”的方法而为之,因为前者只是类比猜测,而后者则于《文心》屡有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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