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命集成》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南 宋临安(今杭州)当时算命情况的文字临安中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技者,易得获。而近来数十年间,向之行术者多不验,惟后进者术皆奇中。有老于谈命者下问后进:“汝今之术即我向之术,何汝验,我若何不验?”后进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禄贵生旺,皆是贵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带刑杀冲击,方是贵人。汝不见今日为.监司、郡守、简帅者,日以杀人为事耶?”老师叹服。
这是说，当年南宋首都有条街是天下算命术士集聚的地方。可近几十年来,老一代开业人士替士大夫算命常常不准,而新来的算命术士却算得奇准。于是,有个久操此业的人,放下架子去请教后来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得到的回答是:过去士大夫命中是以向来的官贵为贵，可现在是山河破碎的动荡年月,命中当以带杀气的为贵。可见,时局的不同,推算的方法也要改变。
明代命理巨著《三命通会》的作者万民英,更深人到观察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的命运的差异。作者有这样的叙述:
余纪缙绅与几民命同者,不能悉数。姑就缙绅论。如黄懋官侍郎,与申价副使命同,黄死于兵祸,申死鱅下,申先黄死,官之大小,又不论也。朱冲与李庭龙命同,朱发科玉辰,李发科癸丑,朱官至尚书,李至大参,寿又不永,其子孙之多寡贤否,又不论也。万采与饶才命同,万举进士,官至卿贰,饶止举人,官至太守;然饶多子而万则少,又以万谪戍死,而饶则否,其寿天得丧又难论也。三河王且斋兄弟同产,而功名先后,亦自不同。况天下之大,九州之广，兆民之众,其八字同者何限，乌可以例论耶?
世界上有不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他们的命运难道会完全相同吗?这是最常见的人们对八字算命的诸问。400多年前的《三命通会》的作者,就没有回避这样的诘难。他不仅实事求是地回答的确有差别;而且还收集了大量的这样的命例来加以比较，如上述的同一年月日时(时辰)出生的做官人，比如黄懋和申价,不仅官职不同,而且死亡的时间和方式也都大不相同。一这 里,万民英(育吾)对命理推算所持的态度是十分客观的!
正是有感于此,现代命理学家梁湘润在《命略本纪》中说:“我们现在有谁肯像‘万育吾’一样,如此诚恳,说出禄命不一定‘准’的良心话呢? ... 想必大家都知道,命理本来不是百分之一 百准确的。说成如何神乃是违心及欺人之谈,命理大约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或然律而已!"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为了摸清四柱预测的真正准确度”,郭耀宗在《四柱命理预测学》一书中，曾“先后对邯郸西山矿区、邢台矿区、内丘矿区五个煤矿井的三百二十五人进行义务预测,其中男命二百六十八人,女命五十七人,有干部，有工人,有家属,有学生,有当地群众等各种类别都有。”下面是他测算后的分类数据总结: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综上所述.可证明四柱预测方法是科学的,准确度是高的,算对是正常的,必然的,算错是偶然的，是有一定原因的。”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或许下得太早。至少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作者的样本还是十分有限(指被测算的人数),某些测算的内容也比较模糊。但是,作者“采取了集中预测、当时核对、核实、最后总结的办法",对预测的结果进行统计,得到某种概率的数据,无论如何,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尝试。
其实,传统命理学对个体作出的描写充其量只是“类”的概念。成型于唐宋之际的八字命理学,是以现在两个小时的间距为一个时 辰来给八字结构定位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共十二个时辰,分别用十二个地支来表示。由于古代子时是自晚上十一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一时为止。因此,它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即晚子时和早子时。这样,从早子时开始,到晚子时结束,一天就经历了十三个时辰。下面是时辰换算表:
我们知道,八字结构的年、月、日、时四柱是由天干、地支来标记的。
天干有十个符号: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有十二个符号:
子、丑、寅、卵、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顺序组合,自甲子始,至癸亥终,天干循环六次,地支循环五次，共有六十个组合,称为“六十甲子”或“花甲子”: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已卵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戍丁亥戍子已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因此,天干是十进制,地支是十二进制,干支是六十进制。明了了这些,就不难推算出共有多少个八字结构来:
在八字命理学中,一个完整的命局结构包括“命”和“运”(以及“流年")两个主要方面。
在推算中，男命和女命的大运走向不同,因此上面这个结构数需要再乘以2,于是,共得112.32万个男女命造结构。如果将此与八字命理学草创时的中国人口作一比较,应该说,这个数目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了。
我们可以简略地看看中国古代的人口状况。袁祖亮的《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给我们勾勒了中国古代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轮廓:
自汉代到明朝中期(这正是传统命理学的历史形成时期),根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口始终在5000万上下浮动。以下是这一时期一些人口资料的摘抄:
至明中叶,中国人口数“可以说始终没有突破7 000万。...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规模是增加减少,循环往复,可以说是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圆中国人口数量规模出现突破性的增长,是在清代。清乾隆初年,人口达到了1亿,乾隆末年则增至3亿,鸦片战争时期增至4亿,直到1949年人口仍然是4亿多。
面对中国古代这样的人口发展状况，在唐、宋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居然能设想出112万余个的命造结构,去描写当时这样的人口数,不能不说是一种极高的智慧的表现。显然,对当时的人口数目,尤其是对城市、集镇居民的数目来说,重合率并不是很高的。何况任何领域的研究,总需要有一个抽象的过程。天底下没有两朵花是长得完全一模一样的。植物学家的研究,也只能根据一定 的分类方法去归类，比如用种一属一科一日一纲一门的方法,来确定具体某一朵花的归属,从而刻画它在某个层次上的类的性质。因此,命理学的描写,也只是属于类的描写,其描写的结果只是一个关于个人个性特征和人生轨迹的模糊集。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当然,面对今天这样庞大的人口数目以及远比古代广阔的地域，每两个小时的间隔,就显得很不精细了。这是传统命理学本身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传统命理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从个人出生的时间出发,去寻找和刻画它与人生历程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揭示,只能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描写,即在概率上体现出来的相关性。我们应当十分清楚,统计相关性本身并不保证或者反映因果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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