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物志•材理》中，刘劭开宗明义，以为“夫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凸显了“理”的抽象规定性质。既而又分“理”为四部，表现出相当细密的思想特点：“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辩其得失，义理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刘劭也许是第一位提出“理”这一抽象范畴的学者。汤用彤先生认为，“汉末晋初，学术前后不同。此可就《人物志》推论之”（《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01页），对《人物志》这方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和重视。
随着《人物志》所表现出来的体系上的转向，魏初掀起了一股重视名辩的学风，讨论的中心问题主要集中在“才性”上面，也就是说，将“才能”和“德性”作为认识论问题来进行名理的探讨。据说，名士钟会曾经撰写了一部《四本论》，对当时各种说法予以概括并附有自己的分析。可惜的是，《四本论》早己佚失，现在仅仅靠着一些间接史料，才得以让我们略窥当时“才性”讨论之一斑。
不过，严格说来，无论刘劭的《人物志》抑或钟会的《四本论》，都还带有一种分类学的特征，尚未真正达到后来玄学家所谓“辨名析理”的境界。但是，顺着汉末魏初这一名辩思潮，确实导致了“辨名析理”的“玄远”之学的产生。正始年间，名士何晏、王弼通过对《论语》、《周易》、《老子》等儒、道经典的诠释，一反两汉气性论的自然、质朴及其末流的繁琐、驳杂，务求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掀起了“正始玄风”。在这一玄风中，抽象的体、用和本、末关系取代了前此具体的天、人关系，使得中国哲学的问题本身出现了转向，随之，理论思维层次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升；抽象理性所面对的是作为万有之本的本体，不再是与人具体相感的天意或是作为生化本根的“元一之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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