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术数预测学文化中的寄言出意。魏晋之际，不只是玄学超越了两汉儒学的“大一统”气性论传统，文学、艺术上也是光华发越，有着灿烂可观的成就。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用一种惊叹的口吻谈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列举了像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以及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等人的诗作之后，宗白华先生盛赞魏晋六朝的成就，认为是“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美学与意境》，第183页）。当然，造成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突飞猛进的原因很多，从文学一面看，就与曹氏父子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但是，魏晋之际一代名士所孜孜追慕的“玄远”之境，确实在更高层面上熔铸了一种新的文化格局。我们之所以在讨论玄学的同时要相应给予文学、艺术以足够的重视，原因即在于此。
就魏晋一代名士而言，无论是“贵无”的王弼还是讲求“独化”的郭象，大凡用心于抽象玄思的，似乎都不曾表现出文学、艺术方面的天赋。相比之下，偏于才性生命欣赏的嵇康、阮籍等人，倒是才情卓越，文采斐然，开创了一代风气。然而，即使如此，抽象的“玄理”在这里也仍然具有其优先地位，这是本文的题旨及宏观视角所决定的。
王弼玄学在构建“贵无”的本体论时，涉及了作为万有之本的“道”能否用语言概念或者具体形象予以真实、准确表述的问题；用玄学的语言讲，也就是“言”和“象”最终能否“尽意”的
问题。由此，引发出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一大段著名的议论：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签也。然则S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签也。是故存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在这篇具体阐释《周易》卦爻象、辞的文字中，王弼实际上己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言不尽意。从行文结构上看，王弼对这一命题的分析沿着两重层次进行。起初，王弼肯定了“象”能够“尽意”、“言”能够“尽象”，那么，循此推论，“言”通过“尽象”也就足以达到“尽意”的效果。然而，王弼进而指出，尽管我们无法全然离弃“象”与“言”来明了“意”与“象”，但是真正的“得意”和“得象”却总是依赖于一种“忘象”和“忘言”的境界。也就是说，在“道”的层面上真正达到对“意”的领悟，既需要凭借“象”又更需要超脱固定的“象”的局限；同样，对“象”的明了，也需要既凭借“言”而又进一步摆脱具体的“言”的规范。显然，在这里王弼的论述出现了一个跳跃。正是这一跳跃使得“言不尽意”的结论意蕴丰足，直接贯通了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从魏晋到南北朝，无论是诗文歌咏抑或笔墨情趣，无不游心于“寄言出意”这重“玄远”的人生和审美境界。
从中国传统哲学角度看，先秦思想家提出的一套生生不己、浑灏流转的“道论”，的确表现了巨大的涵盖性和融摄性，这是至今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并予以弘扬的。然而，原初素朴的“道论”在逻辑上也不免有所缺憾：在本体论方面，其“本根”之“根”的“生成”义未能同“本体”之“体”的“统摄”义作有一层义理上的抽象分判，致使理论上的展开颇多语义含混的地方，由此造成对原始境界与后得境界的笼统陈述，常常给人以一种“大道”之境是重返“混沌”的误解；道家一系的学说尤其不容易避免这方面的毛病。玄学的产生，其“辨名析理”的方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固有学
说的理论思维层次，本体论问题因此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思辨意义。同时，对名理的抽象辨析，也使得作为精神境界的“道”有了更明确的定义——“道”的觉悟不是气性地自返于原初的“混沌”，而是在理性自觉的前提下提升、超越至后得的“混沌”（即“大全”）境界。另一方面，玄学也不只是简单从事于原始道家思想的复兴，相反，作为新道家的玄学意在从一个更高的统一性上进一步融贯儒、道两家的思想。名士阮瞻关于圣人之教与老、庄之道“将无同”的看法，其实代表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玄学家的立场。也正因为如此，玄学从驳杂的气性中抽象出一个较为纯正的“本体”，就为后世儒家的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北宋一代大儒张载关于“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的甄别，在理论上便是以玄学抽象理性所达到的层次为前导的。总之，肇始于曹魏时期实际政治活动的玄学，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于抽象思维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空前的。这似乎从一个方面暗示了中国哲学精神的张力及其内涵之丰赡富足。当然，如果按原始儒、道两家的传统看，玄学的上述成就与真正的“大道”境界仍是多所隔膜；因为“道”在其根本意义上只能得之于内在的证悟，而同概念方面的辨析无关。现代大儒马一浮先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来评判魏晋玄学的：“魏晋人好谈老、庄，时称为‘善名理’，其实即是谈名相。因为所言之理，只是理之相，若理之本体即性，是要自证的，非言谈可到。”（《泰和会语?义理名相一》）这是作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学留给宋明儒家理学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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