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与阴阳学说，邹衍是谁？后人说到阴阳学说的起源，常常会把班固搬出来，认为班固所说的阴阳家源出黄帝时期掌管四时节令的官员羲和。事实上，黄帝时期的许多事情都属于传说的范畴，可信度有多大很难说。至于传说中的羲和，除了“敬顺昊天”和“敬授民时”外，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太多的东西。所以，真正让阴阳学说传于后世并让人们记住阴阳家的，则是那位同样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太多东西的邹衍。
邹衍是何许人？他和阴阳学派有什么关系？这的确是谈论阴阳家时难以回避的话题。
如同阴阳学派始终给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感一样，邹衍也是一个若隐若现、若虚若实的人物，一个缥渺无际、一望无涯的人物，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人物。
邹衍不像孔子、孟子那样为后人所景仰，也不像老子、庄子那样名震百代，但他在战国诸子中的地位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一样，也是开山立派的人物，是诸子百家中的翘楚。而且，在当时，他远比孔子、孟子、庄子等人要风光得多。
邹衍是邹国人，和孟子是老乡，生活年代约略与孟子同时或稍后一点点，但他在列国中的所受到的礼遇却远在孟子之上。他在齐国时，受到齐国君臣的高度重视，虽然不至于像前辈邹忌那样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封侯之荣耀，但也是名重当时。至于在齐国之外，郞衍受到的礼遇就更加隆重了。如若不信，有三事为证。
其一，梁惠王以国君之尊，听说邹衍要到梁国来，亲自出城到郊外迎接。司马迁叙及此事时说：“(邹衍）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古制中都城百里之外为“郊”，后来把城邑之外泛称为“郊”。“郊迎”是一种十分隆重的礼遇，是接待上宾时才有的一种礼遇。如此隆重的礼遇，孟子何尝有机会享受？
其二，邹衍到赵国，平原君赵胜“侧行避席”。平原君出身于赵国贵族，是当时鼎鼎有名的人物，与孟尝君田文、信陵君魏公子无忌、春申君黄歇并称“战国四君子”，以善于养士而闻名于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赵国见到邹衍，却是行不走中道，席不入主位，小心翼翼，恭敬至极。
第三件事就更是孟子不能企及的了。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礼聘天下才俊。邹衍得知这个消息，自齐而入。燕昭王不仅亲自前往迎接，还“拥彗先驱”，手持一把扫帚，在前面开道，见路上有不洁之物，即亲自扫除之。人们常用“礼贤下士”来称赞那些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人，燕昭王为邹衍“拥彗先驱”，岂止是“礼贤下士”，简直是奉若神明了！燕昭王拜邹衍为师，执弟子之礼,还为他修筑了碣石宫，亲自前往碣石宫中听邹衍讲解阴阳之学。邹衍在碣石宫写出了他的第三部著作《主运》。
邹衍和同时代有社会良知的学人及有意改变纷乱世象的政治家一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目睹当时各国君主奢侈无度，穷兵黩武，不修道德，不恤百姓，自然是痛心疾首。他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挽世道于累卵，救百姓于水火。他游说诸侯，和孔子、孟子一样，也是想把自己那一套治理天下的学说推销出去。他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并且曾以帝王师的身份在燕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世道如此，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明白了这个道理，邹衍就在游说诸侯的同时，注意观察阴阳消息之理,世事变化之由，试图找到阴阳消息、世事变化的规律，进而整治世事乱象，消除奢华之风。他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取合诸侯”的学说，先后写下了《终始》、《大圣》和《主运》三部著作，其中《终始》一书被后人尊为阴阳学派的奠基之作。
邹衍的三部著作现在都已经失传了，这是邹衍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这三部书的基本面貌，人们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窥知一二，知道它们大体有这么三个特点。其一是“其语闳大不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好说大话，却缺少证据，经不起推敲；其二是“因机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就是把各种异常事变作为推论社会治乱盛衰的表征；其三是把“五德终始”视为社会变革、朝代更迭的一般规律，所谓“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依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些理论即使不是荒诞不经，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邹衍所说的各种现象既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无法证伪或证实的东两，是最令人捉摸不透的。
往事越千年，邹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今天已经无法复原了。我们只能够从前人点点滴滴的介绍中，对邹衍其人其事作一粗疏描述。而且，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有时还相互抵牾，相互矛盾，令人难辨真伪。譬如，郞衍和公孙龙之辩，就有人怀疑其真实性。
有一种说法是，邹衍在赵国的时候，曾在平原君赵胜府与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进行过辩论。公孙龙是有名的辩士，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辩题“白马非马”。邹衍也很善于辩论。平原君想看一看两个能言善辩的人究竟谁更胜一筹，便让邹衍就“白马非马”这一辩题和公孙龙辩论一番。
邹衍是何等人！面对以善辩著称的公孙龙，他不是被公孙龙牵着鼻子走，陷人那无休无止的逻辑争论中，而是髙屋建瓴，以一种俯视群侪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和公孙龙对话。他对平原君说，没有必要和公孙龙辩论什么“白马非马”的问题，那是不值得一辩的。辩论的目的是要区别不同类型的事物，使它们不至于相互抵牾、相互冲突，是要把不一样的东西条理化，而不是让它们杂乱无章。通过辩论，应该让人们明白，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各有什么用途和价值。论辩双方最后无论是胜是败，都会各有所得，胜者不失其所守之道理，败者也能从中得到他所想得到的。在邹衍看来，这样的辩论才是有价值的。至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花里胡哨，而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或是在华丽言辞掩饰之下的假命题、伪命题，或是偷换概念、转移命题，或是言不及意、辞不达意，这样的辩论只会危害正道，而不会对人们有什么益处。他严正指出，类似这样的辩论，“衍不为也！”
从邹衍的一番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善辩的人。对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论题，他一眼就看出了症结所在，但并不道破，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命题，而人们又有不同的认识或看法，那么，可以通过辩论来促进交流；如果命题本身就是假命题或伪命题，那只会混淆视听，惑人心志，这样的命题根本不值得一辩。如此一正一反，令人信服，于是在座的人都齐声叫好。论辩还没有开始，公孙龙就已经先输掉了。
“衍不为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宣言。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擅长辩论的人还怕论辩吗？非也。擅长辩论，也要看辩题有无价值，是否值得辩论。如果对方的辩题本身就是假命题或伪命题，你还去和他争论不休，岂不是自贬身份？邹衍不和公孙龙进行正面交锋，却已经令公孙龙自觉理亏，卨！实在是高！
然而，早就有人指出，邹衍和公孙龙根本不是同时代的人，两人怎么可能发生正面交锋呢？这虽然同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们也没必要拘泥于文献的考证，一定要搞清楚谁在前，谁在后，搞清楚两人究竟是不是同时代的人。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只要明白一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邹衍不仅是阴阳学说的幵山祖师，还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不然的话，他何以能够在髙手如林的战国时代出人各国，进退自如？何以能够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
要达到如此高度，必须有真性情，真思想，真本领，有让人佩服、信服和折服的高才雅量。邹衍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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