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传统的原典，通行本《周易》已经不是原始的占筮记录，而是以占筮吉凶为主要功能，同时又贯穿了它的编纂者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的经验性总结。首先，六十四卦无一重复，其排列有序不紊，卦象取事寓理，均能自圆其说，不相悖谬。其次，六十四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排列组合的变化规律，表现了它的作者们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易卦爻变的思想。再次，易卦的卦辞和爻辞各卦自成子系统，除占断辞（兆辞）外，各爻之间多呈现出明显的连属关系。卦与卦之间，卦名与卦辞也有一定联系，在卦象和占断上也可看出作者的功利观、矛盾观和变化观。所以，我们说，《周易》是先民们站在自己的实践水平上，直观地、经验地反映得来，又经过卜师改造、制作过的认识成果，是他们对天地万物及其和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最高的、笼统而模糊的抽象。尽管它失之于朦胧、神秘和猜测，但毕竟是一种把握世界因果联系的方式。体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列宁：《哲学笔记》第275页）唯其如此，它才被学者们理解为只有用符号表示出来的公式而没有数目字的“宇宙代数学”（冯友兰：《周易学术讨论会代祝词》，载《周易纵横录》）。成为孕育中华民族特有文化素质的重要的中间环节。
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86页）在中国也是如此。在中国，正是.《周易》这部近五千言的卜筮之书，蕴涵了中华民族尔后各种世界观的萌芽。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是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页）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的中国哲学思维，正是在神职人员用极简单的符号构筑的阴阳、象数交与为体的系统中循环变化，通过一代代思想家的革故鼎新的努力而获得新生和发展的。
诚如朱熹所言：“《易》本为卜筮而作。”（《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但作为卜筮之书的《易》，却通过向莫明其妙的神祗卜筮的形式与经验的事例相结合，在表明自己功利主义心态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周围世界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思考，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因素，这正是它得以不朽的内在根据。首先是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其次是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思考，第三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这些思考的根本意义在于，一开始就用泛神崇拜否认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特创论，开启了中国优秀的无神论传统、辩证法传统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
此外，八卦“易”之卦画符号，对于推进我国古代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形成和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周易》卦象和兴象相合的歌诗化的卦爻辞，对于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诗歌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周易》之卦象的有序排列和爻变的规律性对于推进传统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周易》之卦、爻辞所选用的掌故、天文、人事、气功、民俗等事例以及所表达的伦理道德，是非义利等价值观念等等，这一切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无疑地起了重要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心理的积淀作用。可以说，直到今天，我国文化传统中那些已经死亡了的和存活着的，人文的和自然的，科学的和宗教的，正面和负面的东西，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它的史影。无怪人们在20世纪的今天,面对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文化成就，常常流露出一种•“古已有之”的自豪心态。这正好说明，文化传统不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不断否定中发展着自己，所以今天的毕竞不是昨天的，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否定中保存着自己，所以今天的必然又保留着昨天的痕迹，所谓“亡者，有不亡者存”。这正是由秦汉至于明清、至于现代，说《易》之书汗牛充栋、代有所隆，大有“学不究《易》，不足以谓之学”的奥秘。而这又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注经传统。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建议，下令焚毁私家所藏《诗》、《书》、百家语和《秦纪》以外之各国史书。《周易》被作为卜筮之书，与医药、种树之书一起幸免于火。这说明《周易》原非儒家经典。人汉以后，随着儒学的发展，《周易》被列为儒家群经之首，这与当时儒学受到尊崇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比如《易纬》的出现便是一个典型的说明。不仅如此，汉代黄老道家和尔后的道教以及兵、医、阴阳方伎之家也都引《周易》以为据。这就使《周易》地位远远超出于一般儒经之上而取得了公认的•地位。实际上，由于它的包容性，也同时取得众流之源的地位。关于《易》的丰富内涵，诚如《易传》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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