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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易》以为说:易经与史记的思想关

2013-02-02 | 来源:国学堂 | 所属栏目:易经学习 | 点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此种现象也充分表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

除上述所云,易学中的许多学说、范畴成为《史记》的哲理基础之外,司马迁还援引《周易》中的很多辞句,作为其立论的依据。其《太史公自序》论春秋之时弑君亡国,皆失其本,即是如此。其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故《易》曰‘失之毫里,差以行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这是以《周易•文言传》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说明弑君亡国皆由逐渐积累而成,所以为君为父、为臣为子,不可以不知《春秋》,不通礼义。

其《礼书》论礼的重要作用则说:“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倶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还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卿顺,以为上则明。”“天地以合”三句,本于《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明,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以此说明“礼”乃天地人伦之大经,天地万物、社会人伦皆依礼而各得其所,各得其序,各遂其成。

其引《易》文最长而为其立论的是《乐书》。其中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哜,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此段文字也载于《乐记》,是否司马迁抄录于此,不得而知。但它最初取材于《易传》却是可以肯定的。此文“天尊地卑”至“天地之别”,是引《系辞》文说明“礼为天地之序”;自“地气上齐”至“天地之和”,是引《系辞》文说明“乐为天地之和”。下文“极乎天而蟠乎地”,可能是《明夷卦》上六爻辞“初登于天,后人于地”的变文。“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本于《系辞》“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变化即指天地之数也即阴阳之数的变化,“阴阳不测之谓神”,就是讲变化莫测之义,故此处“成变化”与“行乎阴阳”完全同义。“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似有本于《系辞》“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则来于《系辞》文:“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坤乃天地的象征,故下文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引述《易》文,是要以此论证礼乐制度的巨大功能和作用,所以最后说:“圣人曰:礼云乐云。”

《史记》还以《易》文作为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准则。如其《楚元王世家》太史公评述当时篡杀及安危存亡的情况说:“国之将兴,必有祯样,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君子用而小人退”,源于《泰卦》《彖传》文“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家通泰昌隆,则君子在朝内,小人在朝外,君子之道盛长,小人之道衰消,故泰卦说“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贤人隐”乃引《文言传》“天地闭,贤人隐”句。天地闭塞,阴阳不交,乃《否卦》之象,以此比喻君S乖背,上下阻隔,所以贤人隐居不仕。也即《否卦》《彖》文所说:“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实际上,司马迁这里是以泰否两卦之义评论楚元王世家,辞句虽较隐晦,其文义还是相当明朗的。

其《伯夷列传》论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颜回附骥尾而行著,则引《文言传》加以评论。“‘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不称,悲夫!”这是以《易传》“同类相召”的观念,评论伯夷虽有贤行,颜回虽然笃学,皆得孔子称扬而名益彰显,以此悲叹“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岩穴之士,闾巷之人,如果不攀龙附凤,没有圣贤的极力表彰与宣扬,即使砥身励行,也不可能名传后世,而只能“堙灭而不称”了。

《史记•屈原列传》评论《离骚》和屈子的遭遇也多引《易》文。其中说:“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段文字,“其文约”至“举类迩而见义远”,本于《系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而乂稍变其文,作为评判《离骚》的审美价值标准。其论“不知人之祸”,则引《井卦》九三爻辞为其准则:“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述蔡泽规劝秦相范雎“及时隐退”之事,也三次征引《易》文,作为评价的尺度。其中讲到:“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这与《丰卦》《彖传》所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文意基本一致,并以此说明《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的道理:“《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

司马迁《史记》也常常在行文中引《周易》文句作为叙事之辞。如《天官书》记述天官的由来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其中“仰”、“俯”两句即引《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乂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机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是《系辞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的变文。从上下文的语气看,“苟”似当《史记》文作“告”。“深观时变”本于《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史记》中还有一些引《易》文字,不再一一列举。由此,我们也足以看出,《周易》对司马迁《史记》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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