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命理学上出现的这个对自然生态模式认识的变化,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这个调整,实际上跟古代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迁相一致。
秦汉时代,全国的农业核心是在黄河流域。当时最发达的经济区主要有三个:一是关中平原,二是关东地区,三是成都平原。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气候变冷,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剧增,北方战乱不断,北方地区的农业经济蒙受了很大的破坏。虽然到了唐代,气候再度温暖,北方农业经济有所恢复,但此时的南方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南方人口已经开始超过了北方。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的气候再度转寒,又是战乱不已,农业再度凋敝。五代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去了新的技术,南方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到宋代,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在全国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长江下游已有“苏湖足,天下足"之称。可以认为,此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迁到了长江流域。在城市经济方面,重要城市的分布重心,也出现了东移南迁。因此,命理学出现土的归属,从水土同行到火土同行的变化,恐怕不是偶然的。
《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一书,曾对中国历史上人口重心及其移.动作过尝试性的研究。下图表现了自公元2年至公元1990年中国人口重心及其移动轨迹:(图5. 1)
图中的数字表示经统计求出的当时的全国人口重心所在的位置:
1是公元2年(西汉)的人口重心位置;
2是公元140年(东汉)的人口重心位置;
3是公元280年(西晉)的人口重心位置;
4是公元605年(隋朝)人口重心位置;
5是公元742年(唐朝)人口重心位置;
6是公元1102年(宋朝)人口重心位置;
7是公元1330年(元朝)人口重心位置;
8是公元1461年(明朝)人口重心位置;
9是公元1820年(清朝)人口重心位置;
10是根据公元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到的人口重心位置。
从轨迹图可以看到,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中国人口重心南北是在北纬30°至35°之间、东西在东经116至113*之间移动。若以地名表示,则人口重心约在北起郑州以北,南达九江,东处商丘以东,西达洛阳.南阳一带移动。南北摆动的幅度,大于东西摆动的幅度。进一步观察,从隋朝到唐朝(4~5) ,再从唐朝到宋朝(5~6),宋朝再到元朝(6~7),人口重心--再南移,这跟中土的地理位置的南移基本.上是相吻合的。而这阶段正是传统命理学形成的重要时期,火土同行的完成似乎在这里可以找到历史的佐证。其次,从表5.4中可以看到,阳干的生旺死绝的历程跟十二地支的次序是一致的,但阴干的生旺死绝的历程,跟十二地支的序列正好相逆。这样彼此交叉,同一个地支,同一五行的阳干处于临官时,阴千正处于帝旺;而阳干处于长生时,阴干正处于死。比如,甲临官于寅,乙则帝旺于寅;甲长生于亥,乙则死于亥。这阴阳顺道的不同,在命理学上,称为阳顺阴逆、阳生阴死现象。
这样的认识或许最早出现在初唐时期。因为在初唐吕才的《叙禄命》一文中有这样的记叙:“(鲁)庄公生当乙亥之岁,建申之月。...火命,七月生,当病乡。”梁湘润先生认为:这是“阳死、阴生之说一以‘乙亥七月生当在病乡’,甲 见“亥’在长生,‘乙亥’为病死之位。”然而,这里“火命”指的是年柱乙亥纳音为山头火,火对于申月来说,也正处于“病乡”。因此,《叙禄命》有可能指的并不是乙处于亥之“病死之位”,而是纳音“火”的病位。不过,到了中唐时期,阳顺阴逆说应该已经确立。在《李虚中命书》中有这样的话:
阴生阳死,逆顺相因;甲气申方,乙绝酉位。
原注:四时一阳生六阴死,然阳道行左,阴道行右,如甲乙皆木也,甲阳生亥二顺行,至午则死;乙阴在午而逆行,至酉为绝。
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了“阴生阳死”。宋代以后,十天干生旺死绝已经非常盛行,这是没有疑义的。在北宋时经过重新编辑的《天元秀气巫咸经》中,对于十天干对十二地支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描写,就是按照阳生阴死的历程进行的。
但是,命理学史上,对阳顺阴逆说却一直有反对意见。比如,清初陈素庵在《命理约言冲说:
旧书十千从各支起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十二位,有阳生阴死、阴生阳死之异焉。夫五阳育于生方,盛于本方,毙于泄方,尽于克方,于理为顺。若五阴生于泄方,死于生方,于理未通,即曲为之说。而子、午之地,终无产金、产木之道;寅、亥之地,终无灭火、灭水之道。诸旧书命格,丁遇寅、酉以财论,乙遇午、已遇酉、辛遇子、癸遇卵,以食神论,俱不以生论。乙遇亥、丁遇寅、癸遇申,只以正印论。已遇寅藏之丙,辛遇已藏之戊,亦以正印论,俱不以死论。其论墓则木必于未、火必于戌、金必于丑、水土必于展,从无以戍为乙墓、丑为丁已墓、辰为辛墓、未为癸墓者,则阴阳同生同死为是。
这是明白地反对阳顺阴逆说,而主张阴阳同生死。然而,这种取消阳顺阴逆的主张并没有被后世大多数的命理研究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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