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卦象乃是对天地自然的模仿
第三是“象”、“辞”和“意”等一系列范畴。《周易》之“象”指的是卦象，而这种卦象乃是对天地自然的模仿。《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赜”乃“杂乱”之意，“象”就是对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之模拟。《系辞下》说得更为明确：“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不仅八卦乃是对天地万物的模仿，而且爻辞也不例外，所谓“效”也正是模仿之意；只不过八卦本身就是一种形象，所以称为“象”，而爻辞则是用文辞的形式来模仿大千世界的。正因如此，所以《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整个《周易》都是对世界自然的模仿。其具体的情形则是：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八卦”之作，乃是对天地自然万物进行模仿的产物，而其所模仿者，乃是天之“象”、地之“形”，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系辞上》），这正是《周易》所谓天地万物之“文”，也就是天地万物之“美”。
《周易》之“辞”，主要是指卦爻辞，所以其与“象”便密不可分，所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上》），“辞”乃是对卦象的进一步说明。其云：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系辞上》）
既要“观其象”，又要“玩其辞”，“象”和“辞”确是相依相伴的。这种相依相伴的关系，在《周易》而言，当然是指占卜，是卦象和卦爻辞的统一，但这个“象”和“辞”却是通向语言文学的。就“象”而言，如上所说，其所模仿的对象乃是天地万物之“文”，而其对现实的模仿则创为八卦，乃是为了“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这种模仿就必然具有感性而具体的形象特征。就“辞”而言，其本身即为言辞的一种自不必说，而且它必须尽可能地对“象”予以说明或阐发。在很大程度上，“象”之H的和意义都要靠辞来发挥，所谓“辩吉W者存乎辞”，所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所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系辞上》），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系辞下》）等等，这个“辞”之通向、同于文章之“辞”乃是显然可见的。
当然，无论“象”还是“辞”，它们都是用以表达某种思想感情即“意”的，所以“象”、“辞”、“意”三者乃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系辞上》有云：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象”、“意”、“辞”三个概念，这里还有“言”的概念。这段话以为，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亦即“意”的，但人的“意”又并非“不可见”，这就要借助语言以外的手段了，那就是“象”和“辞”。也就是说，卦象是可以“尽意”的，是可以表现出事物的虚虚实实（情伪）的；但这种以形象而表现的虚实之情又毕竟是不确定的，所以仍然要用“辞”来说明，以充分表达所要表现的内容。因此，在卦象之下系之以“辞”乃是一种变通的做法，是为了“尽利”，也就是把卦象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从而能够使人受到鼓舞而充分把握“道”的特点和规律，也就是所谓“以尽神”。这就意味着，“象”是第一位的，是最能“尽意”的，而“辞”只是一种补充手段，至于“言”则是不能“尽意”的。但在现实中，“言”乃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普遍形式，要使一般人体会并把握“道”的特点（“尽神”），往往首先通过语言，而不是直接诉诸“象”，所以要在卦象之下“系辞”，所谓“以言者尚其辞”（《系辞上》），所谓“系辞焉以尽其言”，把语言中不能表现的东西表达出来，最终充分体会“象”所蕴含的丰富的“意”。所以，这是一个从“言”到“辞”再到“象”，最后到“意”并“尽神”的过程；无论“言”、“辞”还是“象”，都是“尽意”并“尽神”的手段。
显然，所有这些都并非讲文章写作，却又和文章息息相通。如果把人们口头说的称之为“言”，则形诸文章的就是“辞”；人们不仅正是以文章来“尽其言”的，而且更是在文章中以形象来表情达意的，正所谓“立象以尽意”了。实际上，《周易》关于“象”、“辞”和“意”的思想，可以说给了刘勰以无尽的思想资源。《神思》所谓“窥意象而运斤”，所谓“神用象通”，乃是关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文心雕龙》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意象”一词的创造，不能不说是受到《周易》之重要启发的。至于“辞”，刘勰更有不少说法直接来自《周易》。如《原道》说：“《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直接化用了《系辞上》的论述。又如《征圣》有这样一段：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则无好异之尤，辨立则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为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不仅化用了《系辞下》所谓“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的论断，而且据以进行发挥，并结合《尚书》之论，提出了自己关于文章语言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运用正确的语言是为了辨明事理，而突出中心才算用好了文辞；文辞运用得当，便无标新立异之嫌；事理阐释确切，则有文辞明快之功。他说，虽然有时文章义理精深而曲折，但不应妨碍语言之正确；文辞也可以委婉含蓄，却不应伤害要点之突出；突出主体应与委婉曲折相通，语言正确应与义理精深并用。显然，刘勰这种发挥，既以《周易》的论述作为基础，却又完全着眼文章语言运用的问题，而有了自己的创造。再如《系辞下》有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段话论述人的文辞与其内心思想感情的联系，认为不同的文辞反映着不同的内心状况，可谓非常准确。应该说，《文心雕龙》论述艺术风格而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很可能便有着《周易》这段话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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