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命的体认。自从刘劭撰写《人物志》，系统整理了关于“才性”生命辨析的学理后，相应于抽象的“玄学名理”，在涉及个体人性了悟方面也出现了探讨具体人物品鉴的“才性名理”。牟宗三先生指出，所谓“才性名理”，即是“直接就个体的生命人格，整全地、如其为人地而品鉴之”，如同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品鉴一样，“人是天地创生的一个生命结晶的艺术品。我们也须要直接地、品鉴地来了解之”（《才性与玄理》，第44页）。不过，这种“才性名理”并未在纯粹理论方面走得太远，相反，它倒是以一种重体认的方式具体融入了个体才性生命的格调中。换句话说，因“才性”的品藻顺“气性”而加以提升、超脱，由质实转至空灵，形成了魏晋、尤其是晋人一种独特的放达人格。因其个体生命俊逸活泼、不主故常的神韵，又被称作“风度”或者“风流”。
由于品鉴是建立在气性的个体生命层面上，所以由人物品鉴直接开出了一重美学境界，进而转为风流的生活情调，使得魏晋间的名士大多重视气象上的洒脱飘逸，表现在具体的仪态、风致和性情方面，确实有一种令人心神洒然、意趣清远的审美情调。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康）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嵇康是当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长于诗文，尤擅操琴。但全篇的品鉴于此不著一辞，径直取其“风度”来下断语。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想见魏晋间所谓“风度”的所指了。类似情景也出现在一代“书圣”王羲之身上。王羲之以书法扬名天下，梁武帝尝赞其字“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但为当时名士所称叹不己的却是他的仪态，有所谓“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评断。这种略其形迹而直探风神的才性品鉴，既体现了晋人活泼、纯净和超然的心灵境界，也显露出“才性名理”对个体生命底蕴所具有的广大、深远的渗透。在转向自然的过程中，这种心灵境界展示了更为纯粹和超然的襟怀。王羲之著名的《兰亭》一诗，便是融生命于自然并由此来体验全部宇宙、人生意义的最好表征：
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
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
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
群籟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不过，“风流”的情调依赖于个体生命的才性，其中大半属于先天的“气质”，这就有了天才和常人的分殊。因而，当重在一己之体悟和自得的生命境界成为程式化的所谓“放达”风格后，群起仿效的名士们就完全不具备早期贤达那种恢弘自在的内在气质了。况且，正像汤用彤先生指出的那样：“嵇康阮籍虽首唱‘越名教而任自然’，由于出身于大家贵族，他们所受的教育仍为礼教之熏陶，根本仍从礼教中来。他们的学说乃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放达，而不只限于外表也。”（《理学•佛学•玄学》，第332页）所以，面对一部分名士借着“放达”的名义胡作非为，时人戴逵在《放达为非道论》一文中就己经有“美西施而学其颦眉”的讥评了。
近代以降，“魏晋风度”对个体生命的解放作用逐渐受到了各方面的特别表彰，其生命力的酣畅和生命情调的优美尤其得到来自美学立场的认同。但是，无论如何，牟宗三先生对“名士”人格“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评判仍然有着相当的力度。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在其皇皇巨著《红楼梦》中塑造了贾宝玉这样一个“迂拙不通庶务，冥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贱难耐凄凉”的世家子弟形象。牟宗三先生以此为例，指出“此种四不着边，任何处挂褡不上之生命即为典型之名士人格”，“此境界是逸气与弃才之境界，故令人有无可奈何之感慨，有无限之凄凉”。从其可欣赏的一面说，“他有此清新之气，亦有此聪明之智”；就其无所成和败坏风俗而言，“他不能己立而立人，安己以安人，因为只是逸气之一点声光之寡头挥洒，四无挂褡，本是不能安住任何事的”（《才性与玄理》，第70、71页）。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一次阮籍与嫂子道别，时人依据儒家“嫂叔不通问”的礼教讥笑他，阮籍悍然回答道：“礼岂为我辈设也？”这里的“我辈”，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指具有门阀背景的士大夫阶层，未必就真正代表了近代意义上理性“自我”的觉醒。总之，由于内涵的丰富和复杂，基于才性生命品鉴和展示的“魏晋风度”，仍有待于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作进一步的深入剖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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