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上述许多封建士大夫笃信风水学说，皇帝太子等也不能免俗。如前面说到的晋怀帝的葬龙角之议，就是一例。《南史•昭明天子传》中记载，南朝梁武帝贵嫔丁氏去世，昭明太子萧统派人访求吉地以建陵墓。这时，有个人想把自己的地买个好价钱，就行賄请托宦官为他说项，受賄的宦者遂诡称太子所定的墓地将不利于皇帝，梁武帝偏听偏信，命令买下宦官推荐的地而不用昭明太子所访求的墓地。不料在丁贵嫔下葬后，有一位精通相墓的道士看到了，又说这块墓地不利于太子。太子于是命人以蜡鹅等物埋在墓旁以厌伏之，结果被人告发，险些因此引起政治风波，最后，多嘴的道士作了替罪羊，被砍掉了脑袋。
通过上述事例，完全可以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阴宅风水学说所具有的强大影响，不仅封建士大夫信奉其说，贵为皇室也受其左右。至于民间的情况如何，由于材料的缺乏，现在很不明晰，但想来信奉阴宅风水学说的人应当不在少数。并且在这个时期，墓地吉凶与后代祸福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联系得如此紧密和灵敏，如响随声，如影附形。这样，就在一方面产生很大吸引力，促使人们狂热地相信阴宅风水学说；另一方面又具有无形的震慑力，使人们宁愿姑信其有，而不敢用一生的命运去冒险。再加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作用，阴宅风水学说因而得以很快发展并日益扩大其影响。
'随着阴宅风水学说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丰富，此时期开始出现专门论述阴宅风水的著述，这些著作现在都已亡佚了，保存下来的部分书目有《冢书》、《黄帝葬山图》、《五音相墓书》、《五音图墓书》、《五姓图山龙》《墓葬不传》、《杂相墓书》共七种，总卷数达到一巨五十一卷，份量是很可观的。从书名上来看，五音、五姓学说占了很大比重。有关五姓、五音学说的内容我们在上一节已经介绍过了，不再重复。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五行学说此时已成为阴宅风水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在这些阴宅风水著作中，图的比重很大，这是为了开展阴宅风水活动的具体需要，也开创了后世阴宅风水著述以图为主，以文释图，图文并举的传统。此时期还有一部重要的阴宅风水著作，即《青乌先生葬经》，是晋代人假托汉代靑乌子之名而著考青乌子是汉代梢通术数卜筮的术士，晋代的相墓者遂假托其名以售己说。这本书现已不奋，但还残留下两段佚文，一曰，“山三重相连，名连伞山，葬之二千石。”一曰：“凡葬龙耳者，当贵出王侯。这其中提到的概念，在此后的风水著述中都可以找到。它说明，晋代的阴宅风水著述已经比较完备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秦汉时期相对阳宅风水还不大引人注目的阴宅风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发展很快，无论在社会影响、实践活动、著述数量等方面都超过了阳宅风水。其原因我们在前面不完整地提到一些，现在来概括叙述一下：首先是阴宅风水学说宇身的特点在发生作用。阴宅风水本来导源于鬼魂崇拜及由鬼魂崇拜衍化出来的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僑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阴宅风水厝儒家文化的影响而迅速传播，同时，也易于为广大社会所接受。其次，如同风水学说所宣称的，阳宅风水一般只涉及住宅主人及其一家人的吉凶命运，纵使预言不幸，一般在程度上也比较轻。而阴宅风水则关系到死者后代子孙好几代的祸福穷通、寿夭富贫，令人们不能等闲视之。不妨姑信其有，或者希望真的可以得到鬼魂的庇佑。所以，对阴宅风水就比较重视。再次，晋代统治者遵塞儒家学说，倡导孝治，推崇孝行，社会上遂以丧葬仪式的隆重虔敬与否，来作为判断孝行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阴宅风水正是为丧葬仪式服务的学说，正好派上了大用场。所以很快发展起来，并取得很大影响。并且，不仅媿晋南北朝时期如此，以后历代阴宅风水比较阳宅风水一直处在领先地位，也比较受到社会重视。虽然朝代不同，具体条件有所变化，但封建统治者有意无意地支持始终是阴宅风水兴盛的原因。例如，宋元时期，火葬的形式一度在社会上比较流行，这主要是受到少数民族影响和当时社会上土地、经济等条件限制而产生的现象。可是，宋朝政府却多次下令，认为火葬“宜禁止”，“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即主要从儒家学说出发，目的在于维护封建机制。然而，部分地区，尤其是地狭人众的江南；河东地区，火葬形式的采用仍然日益广泛，中央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元代统治者也曾T令，说火葬“实灭人伦，有乖丧礼，“合禁止”。但是，从考古发掘上来肴，此时期火葬墓依然较多，说明中央政府的禁令收效不大。到明清时期，开始用高压手段来严禁火葬。明代法律规定，遵从死者遗嘱而将尸体火化的，“杖一百”，其余无论何种情况，火化尸体都要斩首。淸代有关法律条文与明代大致相同，只是又特别规定，“旗民丧葬概不许火化”。旗民即指满族人和归化的汉人。火葬的实行，使阴宅风水无用武之地，本来是对它煅强烈的冲击。但历代封建政府一再禁止火葬，就为阴宅风水的存在和发展保证了最基本的条件，可以视作是对阴宅风水的间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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