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有三义：变易、易简、不易

易有三义：变易、易简、不易

 

这篇文章尚有很多内容可以详加解释的，不过其中最关键的是“变易”的道理和“易简”的德性。所以西汉时的官方易学权威京房，在他的《京氏易传》（这本书很好，但也很难读)，首先提到“变易”和“易简”的道理。整本《京氏易传》，主要是以“变易”的观念作为基础解释《易经》。由于他是官方易学的代表，所以在西汉时候的影响力非常大。

 

到了西汉末年，出现了一批解释《易经》的书籍。这批古书，我们叫作《易纬》，到今天仍有八种残传于世。为何叫作“纬”？它与“经”字相对。“经”和“纬”都是织布机里的线。经线是预先放在织布机内的直线，梭子带着横线经过，于是直线和横线交接就织成了布。横线就叫作“纬线”。有经线不能织成布，要加上纬线的帮助才能织成布。单有经书尚有不足，要加上纬书的解释，经书才能发挥作用，才有用处。可是大部分的纬书都写得十分荒诞，难怪隋文帝把它禁止、焚毁了。

 

但《易经》的纬书则属例外。特别是《乾凿度》，更是例外中的例外。这本书吸收了道家的思想，甚至站在道家的立场来解释发展易学。如果陈鼓应教授说这本书是道家后学撰写的，勉强还可以。它吸收了京房的易学，以之作为基准，讲述了一切与《易经》有关的知识。这本书可说是汉代的易学概论。要了解汉代的易学，就浯要认真地读它。这本书以前很难得到，这儿十年则在国内外经常有翻印，应该很容易找到。二〇〇二年，国内出版了林忠军先生的《易纬导读》，点校注解了这本书，比较易读。

 

《乾凿度》一开始便假托孔子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指《易经》这一本书包含了三项重要内容。所谓“三义”，就是“易”、“变易”和“不易”。作者说的“易”是：“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无门，藏神无内也。光明四通，效易立节，天地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五纬顺轨，四时和，粟孳结。四渎通情，优游信洁，根着浮流，气更相实，虚无感动，清净照哲，移物致耀，至诚专密，不烦不挠，淡泊不失，此其易也。”文意是指“易”的作用，使得天地光明，日月五星顺从天道运行，大地四时顺生万物，这一切都是清净无为，不烦不扰，无心而成的。他所说的“易”，就是指《系辞传》内“易简”的“易”。他特别提出了没有个人感情，不需要劳心，自然而然，就是“易简”。韩康伯综合其意解释“易简”两字之义，便说“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在《乾凿度》中，讲到“易”是指易之德，即易的本性和易的作用。

 

接着《乾凿度》说到的“变易”，是指易的气，即阴阳两气的变动，它们推动天地四季万物的演变。这是根据道家和阴阳家对阴阳两气的看法来解释“变易”的。但是与道家不同之处是道家比较少讲人，对个别的人是冷漠的，对人群更甚；对天地兴趣较大、较尊重。但《乾凿度》的作者毕竟受懦家的影响更深，故在他解释时，特别说到夫妻、君臣、朝代都与阴阳两气推动变易有关。甚至说周文王因掌握了“变易”之道，所以周代建国可以有七八百年之久。由此可见，他仍然不是道家的后学，不是站在道家立场说话的。但他把《系辞传》的“易简”改为只提“易”不提“简”，肯定是道家的说法，因为道家只注重一端。所以本来《系辞传》是从天地对立兼提“易简”，而《乾凿度》的作者只崇天道，而天就是“易”。所以他说“易”，不说“易简”。后来东汉的伟大经学家郑玄写了《易论》和《易赞》两篇文章，其中同样提到易的三义。他把“易”改回“易简”，回复到儒家的立场。至于“变易”，《乾凿度》已说出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都在变动之中、永不停止。掌握“变易”之道就会幸福，不掌握便不幸福。因此，他讲到“变易”，是比较全面的。“变易”是整本《易经》最关键的内容，任何亊物永远都在变动之中。所以读过《易经》的人要明rt,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亊物目前的状态，接着它迟早会变向相反面去。这个道理可以见诸今天宏观的宇宙，超银河系，以至微观的宇宙，电子、中子、质子，都是在变动不休，因此变动似乎是宇宙中最基本的永恒真理。而这一真理，《易经》已提出，佛家也如是说。但《易经》说得比较具体些。

 

接着的第三点是“不易”，《京氏易传》没有讲，首先提出的是《乾凿度》。作者从哪里得到灵感？《系辞上传》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天尊地卑”，指天地的尊高卑下不会变；至于引申到人的社会地位尊卑亦不能改变的想法则不是《乾凿度》作者首创，而是西汉武帝时令懦术得到独尊的大懦莆仲舒提出来的。董仲舒曾提到“三纲六纪”的说法，“纲”和“纪”都是法，指可以效法的意思。何谓“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是说这些尊卑上下关系都是不变的。故根据这一说法，《乾凿度》认为《易经》所谓的“不易”，是讲位罝的不变。其实如果我们细心读原文，由“天尊地卑”一直到“贵贱位矣”，的确是讲位置的不变。跟着的“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两句则说的是宇宙之间有动静的常性。在变动中间有其规律性，这一规律是永恒不变的。为何《乾凿度》的作者不说？不是他看漏了，而是因为我们上面说过道家注重天地表面的现象，懦家注重现象背后的德性。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便不解释这两句。事实上，《系辞传》是通过天地位置的不变，引申到天地在永恒变动中间，有不变的常性。这常性是规律，掌捤这规律就能控制万变。他偏偏没有发挥这两句，因此显示出他的道家立场。故我认为，如果陈鼓应教授说《乾凿度》是道家信徒所写的，还勉强可以备为一说。但说《系辞传》是道家信徒所写的，就绝对反对，因为立场完全不同。我们不应埋没良心胡说，这与学术良心有关。不顾真理而只顺着自己的主观爱好去写文章，就会混淆是非，造成不良的影响。

 

各位现在知道，易学有三义，我们撇开《乾凿度》，站在《系辞传》或《十翼》的观点来说，肯定《系辞传》和其他各传都特别强调变易是《易经》最关键、最基本的原理。但是在变易中有“常”，究竟应怎样处理它呢？在《十興》的不同作者中间，也有不同的观点。在《系辞下传》中，作者说乾的恒德就是“易”，坤的恒德就是“简”。“恒”就是永恒不变。因此根据他所强调的天地规律，即恒德是永惧不变的。而在恒德中，“乾天”就表现在刚、易、健，即乾的性质是刚健、平易。其实“易”，或者“健”,或者“刚”，是同一事物的三种不同作用而已。而“坤地”就是阴柔、是顺从、是简略。这一种性质是不变的。因为天地有了易简，或者有了刚柔。通过这个刚柔、易简的变化，自然引导万物的产生和变化，因此他同样承认，变中间有不变，只不过变易更重要。变中之常是由变而产生的，所以是次要。故变是绝对，不变是相对的。

 

但《十翼》中，专门解释卦辞的《彖传》在解释恒卦时就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天地的规律是永恒长久，而且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当日月得到天的原理，遵从天的规律，它就永恒地照临着大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四季春夏秋冬交替变化，依着这一道理长久不变地发展，就能成就万物。“圣人久于其道”，圣人根据天地建立长久不变的道，“而天下化成”，而天下万物和人类就能化育完成。“化”就是变化养育，“成”就是完成。例如人类的变化和人类建立的社会就是《易经》所说的“人文化成”。而“文化”两字的意思，就是由此而来。《彖传》作者最后说，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这永恒之道，天地万物一切变化的情况我们就能够完全了解了。这里就强调了规律的永恒。因为变化只是在规律发展时所见到的现象，所以变化因而没有永恒那么重要了。

 

但《彖传》在革卦却说：“天地革而四时成。”因为天地有变化，顺次推出了春夏秋冬；“汤武革命”，指商汤和周文王改革了上天的委命（即代理权）；“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顺乎天意和应乎人心的。所以是“革之时大矣哉”，革卦最重要的意义是“革之时”。根据作者的说法，虽然宇宙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其实在不变的宇宙中，在适当的时机，应该有改变才会更好。正好比天地应该不变，但如果天地不变，就不会出现春夏秋冬四季，而天地只会永远是暖或冷。假使我们人类社会不变，迓朝永远是日朝，商朝怎样取代它？商朝永远是商朝，周朝如何取代它？因此承认在宇宙、在人生中，变革亦是一种很重要、必然发生的道理。

 

但当他用了“时”字，我们就知道，“时”是指变革要在适当、有需要的时候才出现，而不是常常出现的。那便可知永恒不变是绝对，而变化反而是次要的^各位在这里会发现争辩之点了。《彖传》恒卦和革卦所说不同，究竞宇宙变化是绝对，规律是相对呢？还是规律是绝对，变化只是绝对规律中的次要辅助因素？西方科学家相信变易是永恒的，今天甚至时代曲都唱着“变幻原是永恒”。但古人则不然，宋朝易学有五大派，北宋程颐、南宋朱熹是理学派，他们吸收了《乾凿度》“易有三义”中“不易”的思想，和《彖传》在恒卦、革卦提出的哲学观念，发展了汉代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提出阴阳定位的理论，这理论是八百年来普通人到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接受的观念。除了易有三义的说法，《易纬》的《乾坤凿度》还提出了易有四义的说法。当然其中三义是《乾凿度》的说法。作者所提出的新的一义是“日月相衔”，指易就是日和月互相包衔，亦即是说，《易经》就是曰月互相推行，推动整个天地变化之学。“日月相衔”，换言之，就是说天地的运行，所以同在汉朝时，便有人想到将这句话改变，变成“日月为易”，勉强将“易”字的下半部分说成是“月”字。例如撰写于公元一〇〇年解释文字原始意义的著作，许慎的《说文解字》，在解释“易”字的时候，就提到“秘书”有所谓“日月为易”之说，即是说，公元一〇〇年之前已经有了“日月为易”的说法。“秘书”当是指纬书而言。

 

到了公元一〇四年到一六〇年之间，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说日月为易，刚柔相当。”“相”即互相，“当”即配合。而东汉末年伟大的经学家郑康成（郑玄）就接受了纬书中“日月相衔”或“日月为易”的说法，把易提升为“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我们上一个课程已讲过，现在不再重复了。

 

后世的道教徒忽略了《易经》的原意，承继《周易参同契》之说，以“日月为易”，可见这说法影响力之大。

 

到了淸代初年，毛奇龄写了很多有关《易经》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仲氏易》。“仲”是什么意思？古人称兄弟的排行为“伯仲叔季”,最长的叫“伯”、第二叫“仲”、第三叫“叔”、最小的叫“季”。我们今天称亲人为“伯”和“叔”而不用“仲”和“季”。但古人有用“季父”称呼叔父的。在《史记》或《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项羽称范增为“季父”。毛奇龄将他的兄长毛锡龄讲解《易经》之说，扩大写成一书，所以名为《仲氏易》，其实这是他谦抑、不掠别人之美的说法。在这本书中，毛锡龄提出（见原书卷一）“易有五义”，比前人多出了一义。除了前面所讲的“变易”和“交易”外，还有三种，他称之为“反易”、“对易”、“移易”，他认为这三种是他发千古未发之义。但这三义都是就爻的外表形式来说明，其实琐碎之至，落于形而下的层次，和古人站在哲学高层次立论是不同的。因此，虽然他提出了五义，研究《易经》有造诣的人不可不知，但跟从他的说法的人就只有少数，故我们不需要多加解释。各位只®明白“对待为体，交易为用”和“流行为体，变易为用”之理便已足够。易学最基本的变化就是这两种而已，其他只需触类旁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