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述，易占较之于龟卜，是以一种新的方术对天命的占卜和对未来的预测，但就《易经》中高扬的道德精神和对君子行事的要求来看，其从成书之日起又以理论的形态指导着人们的立身行事。就《左传》《国语》中人们对《周易》的理解和使用来看，春秋时期贵族中的有识之士，已逐渐摆脱了纯粹从占卜角度看待《易经》的观点，而更将《周易》当作了人生哲理与道德之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对《随》卦辞“元亨利贞，无咎”义理的阐发:
穆姜薨于东官。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日:
是谓《艮》之《随》。《随》， 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日:“亡!是于《周易》日:‘《随》，元、亨、利、贞，无谷。’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于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鲁成公的母亲穆姜与大夫叔孙侨如私通，又合谋废掉成公，吞并季孙氏和孟孙氏，独掌鲁国国政，结果失败，穆姜被幽禁于东宫。她占了一卦，史官认为是《艮》之《随》，用《随》卦的卦辞“《随》，元、亨、利、贞，无咎”来解释,认为穆姜将速出东宫，结束幽禁的生活。而穆姜则认为:《随》卦卦辞的“元亨利贞”实是讲了人应具备的四种德行，只有具备了这四种美好的德行，才能遇事无咎;自己四德皆无，且又“取恶”，故占筮的结果再好也没有用。这个筮例表明，春秋时期，即使占筮者也并不是迷信于占筮的结果，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占筮的结果，认为人生的结果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德行。穆姜对“元亨利贞”作的“四德说”的解释，成为春秋时期从义理的角度说《易》的一个典范，直接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专门解释乾坤两卦的《文言》所吸收。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子服惠伯为南蒯解《易》的故事，《左传.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日:“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日，“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日:“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日:“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南蒯为鲁国执政大臣季平子的费邑宰，将欲发动叛乱，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坤》之《比》，他根据《坤》六五爻辞“黄裳，元吉”认为大吉。子服惠伯则认为筮得此卦，只可以施行忠信之事，不然必将失败。他指出了这- -筮占所蕴含的道德意义在于启迪占筮者行为的忠信、恭敬、和善。可见，子服惠伯的易学观中，占筮不仅是为了预测吉凶,更重要的是发挥《周易》对人修身处事的道德指引意义，这就为易学、易占指出了义理化的发展方向。他提出的“《易》不可以占险”的观点，更为后世义理学派易学家所遵从。
春秋时期易学义理化的发展倾向，还表现在《周易》卦爻辞成为人们引经据典的工具。如《左传●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晋师救郑。...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彘子日:“不可。....”. 以中军佐济。知庄子日:“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日:‘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日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谓之《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对于彘子不听军令、一意孤行的出师行动,知庄子引用《师》初六爻辞作了评论，认为这次行动是凶险取祸之道。他通过分析《师》《临》两卦的卦象，论证了“ 师出以律，否臧凶”的道理，象数的运用服务于阐述义理的目的。再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
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日:“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日，‘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对于楚国国君的贪婪骄横，游吉(子大叔)引用《复●上六》爻辞“迷复，凶”作了点评，认为楚王是“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必将招致恶果。游吉的评论没有涉及象数，而是直奔义理。
春秋时期易学义理化的发展倾向，使人们解易时逐渐摆脱对象数的依赖，而直接阐释卦爻辞所包含的意义，从而开启了侧重从义理角度解易的《彖传》和《小象传》之先声。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日:“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日:“吉。”示陈文子，文子日:“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日:‘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 所恃伤也;‘ 入于其官，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日:“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陈文子对《困》九三爻辞“‘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人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的解释方式，与《小象传》在解释爻辞.上并无二致。
总之，春秋时期，《周易》中象数与义理已渐渐被人们认识和阐发。人们在运用《周易》时，由象数而引申出义理，由义理而归本于象数,象数与义理，遂成为《周易》不可分割的两端。正是由于二者的完美融合，才使易学有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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