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系辞》当作于战国中期

《文言》《系辞》当作于战国中期

 

上文已述，从《文言》对于爻位说的理解上看，其当成书于《彖》《小象》之后。我们再将《彖》与《文言》中的相似文句作一比较：

 

《乾•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文言•乾》：“乾‘元’者，始而‘亨’者也。4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炎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二者比较，《文言》有袭用、拆分《彖》文句的痕迹。如将“大哉乾元”，拆分成“乾元者”“大矣哉！大哉乾乎”；将“时乘六龙以御天”，拆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将“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万国咸宁”，改成“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很明显，“品物流形”紧接“云行雨施”要顺畅、自然得多。另外，《彖》言“性命”，《文言》则言“性情”，“性情”一词的出现当晚于“性命”，并辅之以“精气”说释天，都可见《文言》的创作在《彖》之后。

 

另外，从《文言》的内容来看，它专门论述乾坤两卦卦爻辞的内容，特别是对于乾卦，三次反复陈述六爻的意义，亦可见其带有汇集众说的性质，这当是《彖》和《小象》流行以后的产物。

 

关于《系辞》，为什么说其著作年代要晚于《彖》和《小象》呢？这由《系辞》与《彖》《小象》解《易》体例的继承关系可以看出。《彖》是逐卦来解释卦义和卦辞的，《小象》是逐爻来解释爻辞的；而《系辞》则与它们不同，集中讨论了《周易》一书的性质、内容、作用诸方面的问题，是属于通论性质的著作。如果没有《彖》《小象》对《易经》所作的象数上的构建，《系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下面从二者的继承与发挥两个方面具体论述之。

 

关于爻的“刚柔说”。《彖》《小象》认为阳爻是刚，阴爻是柔，直接用“刚柔”来解说卦爻辞。而《系辞》则进一步追寻“刚柔说”内蕴的哲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只有在人们熟练运用“刚柔说”解《易》之后，才会去论述“刚柔”说所蕴涵的义理。再如《系辞》：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

 

这是进一步将“刚柔”作为《周易》的立卦之本，认为刚柔两爻的互相推移，才形成了《周易》的变易之道。如果没有《彖》《小象》大量运用“刚柔”观念解释卦爻辞，并构建了解《易》的体例，《系辞》谈何论述“刚柔”之道？

 

关于“爻位说”。《彖》《小象》将一卦六爻视为初、二、三、四、

 

五、上六位，并提出了“当位说”“中位说”“应位说”等各种解《易》体例。尤其是《小象》，因其是专门对六十四卦六爻的解释，所以，除了特别推崇“当位说”“中位说”，对初位、上位的卦辞特点也特别注意，对于卦爻六位的意义可谓阐发到了极致。《系辞》则一方面确立了六爻的概念，提出了六爻的意义所在，如《系辞》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这是说，只有在一个六画卦，各“画”才称得上“爻”。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这是进一步阐释了一卦六爻的哲理依据，认为其中蕴涵有天地人三才之道；并且进一步阐述了吉凶与爻位的关系，因爻位有等差，若事物的文理处置不当，就会产生吉凶不同的结果。很显然，这是对《彖》《小象》“爻位说”的深化。另一方面，《系辞》对卦爻六位意义的论述，也显然是本之于《彖》《小象》，如《系辞》曰：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耶？

 

若非《彖》《小象》对爻辞的解释、分析在前，《系辞》恐怕很难对“初、二、三、四、五、上”六爻特点作出如此系统而准确的揭示。

 

关于《系辞》的写作年代，高亨持成书于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之前的观点。依据是今本《礼记•乐记》中的一段文字，与《系辞》首段大体相同，当是公孙尼子在作《乐记》时，抄录了《系辞》。①《乐记》的这段文字是：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张岱年亦认为《乐记》引用了《系辞》的文句，但张氏非常谨慎地说：《公孙尼子》的年代也难以确定，但总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系辞》必在《公孙尼子》之前，是没有疑问的。

 

张氏又从命题与反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角度作了新的论证，认为惠施《历物十事》中的“天与地卑”是《系辞》“天尊地卑”的反命题，《庄子•大宗师》中把“道”凌驾于太极之上，是《系辞》“易有太极”的反命题。命题在前，反命题在后。最后得出了《系辞》的年代当在老子之后，惠施、庄子之前。张氏的考证是比较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