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儒学的这种“由天到性”的思考方式发展到极致，从而认为天地的点滴变化都昭示着人事的意义，而人的德性与行事也影响着天地的运行，则必然导致天人感应的目的论的产生。董仲舒对西汉新儒学的构建，正是沿着《易传》《中庸》的思维模式向前发展的，其以阴阳五行为工具构建了天人感应的目的论。范文澜指出: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
我们看一下董仲舒思想中认为的人伦道德与王道政治的依据在哪里。《春秋繁露·观德》曰:
天地者，万物之本也，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久无疆。天出至明，众知类也，其伏无不熠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暗,君臣夫妇之道取之，此大礼之终也。
《春秋繁露·基义》曰:
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中庸》讲人性本之于天命，以人性之诚配高明之天、博厚之地;《系辞》继之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将天离析为“阴阳”，从而赋予了人性更加生动的意义，并以“阳为君”“阴为民”，以天为君道、地为臣道。我们略作比较即可看出，董仲舒对人伦制度依据的论证方式，与《中庸》《系辞》如出一辙。
董仲舒的宇宙观，是以“天元”为本原的宇宙论。董氏曰: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汉书·董仲舒传》)
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之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春秋繁露·重政》)
对于董仲舒所谓的“元”，冯友兰一方面根据何休的注，认为“元”就是“气”;另一方面认为“元”可能是“天”王永祥认为:“‘元’首先是‘始’或‘大始’意;其次，作为‘始’，它又具有‘原’、‘本’意。……董著中之‘元’，即是从非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本原义。……但他本身并不具有实体性。”上述两种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辨析了董仲舒思想中“元”的概念，接近董氏思想的实际。可以说，董氏思想中的“元”即“天元”，也即是宇宙最初之“元气”，其立论实乃受了《易传》思想的影响。《乾·象》: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坤·象》: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乾·象》以乾“元”为万物之本，以元来统天，以天来正人性命，以安万国。董氏之说，仅仅是将“乾元”置换为“天元”而已。董氏认为“天元”就是宇宙的本原，也是人性的来源、社会等级制度的依据。在这个基础上，董氏一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天人关系学的构建;另一方面进行了机械的天人政治学的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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