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后期易学的发展，贯穿着对数术之学的吸收与改造的活动。孟喜作为博士弟子、西汉官方易学的传承者，却不惜背着“改师法”的责难，在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指引下，通过对数术之学的吸收与整合，在易卦的体系内构建了占验天道的新模式。孟喜易学的构建过程,折射了西汉官方易学数术化的艰难进程。兹略作阐释，以说明孟喜易学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汉书●儒林传》日: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鼾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 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日:“《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关于易学的传承关系，由孔子- +商瞿子木-→駢臂子弓-→周丑子家→孙虞子乘-→田何→丁宽-→田王孙+孟喜，可见孟喜为孔子易学第九代传人，是西汉易学宗师田何的第四代传人。
在此不能不提及易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丁宽。由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之句，可知其易学是不讲阴阳灾变的，只是精于解释篇章字句、阐释卦爻大意。这种解释《易经》的方式，与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彖》《象》《文言》《系辞》等解释《易经》的风格相近，所以在丁宽学《易》成之后辞别田何时，田何会说“《易》以东矣”之语，实是因为其深得《易传》易学之精髓。但这并不是丁宽易.学的全部，因为丁宽作为田何最得意的弟子，竟然没有满足于田何易学,而是又向他的师兄周王孙学习易学，并且号称“《周氏传》”，可见丁宽对之是非常看重的，这其中透露着什么意味呢?非常遗憾的是《周氏传》没有片言只语流传下来，我们无从一窥究竟，但由“古义”一词，说明周王孙的易学，还有孔子易学之外的另-一个源头，当是秦汉时期的民间非儒学的易学流派。那么，孟喜所说的田王孙单独传授给他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其源头会不会就是丁宽从周王孙易学那里得到的“古义”之内容呢?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由于丁宽所处的时代，汉人虽重视天人感应关系，但天人感应理论体系并没有构建起来;田王孙作为汉武帝中后期人，虽然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已经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并且五经各家也纷纷热衷于占验天道之数术的构建，但囿于他官方《周易》经学博士的身份，不能公开阐释古义，所以将其传授给他最得意的弟子孟喜。关于孟喜的事迹，《汉书●儒林传》:
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
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日:“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亥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日:“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掾。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
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
可见，孟喜易学不同于同门施雠、梁丘贺易学，正是《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从而使他构建起了汉代卦气易学的框架，也使他当时就受到了位高权重的同门师弟梁丘贺的嫉妒，因之背上了“改师法”的不良名声。
对于老师单独向孟喜传《易》一事，尽管是孟喜自我夸耀，但未必不是事实。由“博士缺，众人荐喜”，可见孟喜易学堪为田王孙一系易学的代表，也间接说明了“众人”对于梁丘贺批评孟喜“改师法”之说并不认可。孟喜易学堪称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就其时代背景看，自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三策》的理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式成为西汉王朝的官方思想体系之后，充分发挥易学的占验功能，构建起与新天道相适应的占筮体系，就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历史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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