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何者为阳刚，何者为阴柔，鼐复杂举人物与自然现象以明之，今各从其类，以资比较：
观于上表，知姚氏意中之阳刚阴柔，初非截然两事，仅有程度之差异耳。故同一日也，杲日则属之阳刚，初日则属之阴柔，以其光之强弱别也。同一风也，长风属之阳刚，清风属之阴柔，长风取其烈，清风取其和也。崇山峻崖，则取其崇峻，幽林曲涧，则取其幽曲，以其气象别也。金铁之与珠玉，皆有光辉，金铁则取其坚动，珠玉则取其温润也。他可类推，不复枚举。然程度既异，差别渐显，苟一深察，阳刚则为动、为力、为刚猛、为强烈、为恢廓、为呈露、为严肃、为突兀、为雄奇瑰伟、为气势之慑人；阴柔则为静、为韵、为宽厚、为温和、为收敛、为阴暗、为平衍、为缠绵往复、为情意之感人，二者属性，区以分矣。
姚氏之后，其弟子管异之，方东树、梅曾亮辈，传其绪言。曾文正国藩服膺姚氏之学，居京师日，又亲与梅氏讲论，而好学深思，遂拓其疆而造其微，而古文八境之说生焉，后学尊之，几若江河万古之不能废焉。
曾氏论文，出之姚氏，故集中于姚氏之学，曾数言之，致刘孟容书云：“闻此间有工为诗古文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吴南屏论桐城文，比姚氏为吕居仁，曾氏与之往复辩难，以为“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真伪，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谓南屏“鄙其宗派之说，而没其复古之功，”“揆之事理”，“未为明允”。另一书则谓：“姚氏深造自得，词旨渊雅，其文为世所称颂如《庄子章义序》……《绵庄文集序》等篇，皆义精而词后，炱绝尘表，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姚氏固有偏于阴柔之说，又尝自谢才弱矣……要之方氏而后，惜抱固当为百年正宗，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而为《圣哲画像记》，则跻姚氏于三十二人之中，谓姚氏“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可谓能不忘其本者矣。
曾氏承姚氏之说，盖储之甚久，年近五十，始渐见于文字，四十九岁作《圣哲画像记》，有云：“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此天地之仁气也。”立说几全同姚氏，其旁推交通触类以长者，不过“雄伟”、“渊懿”、“遒劲”、“温厚”、“义气”、“仁气”等词，盖姚氏所举者为具象，而曾氏则又引而入之于虚，以其非如此不足以涵盖之也，明年（咸丰十年曾氏五十岁），乃持以论各体之文，何者宜于阳刚，何者宜于阴柔，日记中有云：“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此意摧之。”则并古人论气论韵之语，分而纳之阳刚阴柔之中矣。更进，而有古文八境之说。
古文八境之说，曾氏虽酝酿甚早，唯见之文字亦甚迟，咸丰十年日记云：“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澹、远、茹、雅，近于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生，因将澹字改作和字。”读此知八字原为雄、直、怪、丽、澹、远、茹、雅、后乃以和字易澹字。然八字虽立，尚谓之“诀”而非“境”，盖“境”乃文章所表现之境界，“诀”则文章作法也，亦尚未与阳刚阴柔之说相结合。后三年癸亥九月日记乃云：“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慎、湧、直、怪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竞其学。”至此二者始合之焉一，而八字则又有所更动，去“雄”“丽”“和”“雅”，而以“慎”“湧”“优”“洁”代之，惟文中固谓阳刚阴柔之美，莫要于此八者，非谓此八者遂足以尽其美，此则曾氏之慎也。后二年乙丑正月二十二日又记云：“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之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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