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在东方，在中国，正是由于《周易》容纳了先民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积淀的丰富的直观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所以，它作为原初的实践经验的土壤，蕴含了尔后各种世界观的胚胎、萌芽。在这个以有着自己悠久文化传统而自豪的民族心态里，面对人类今天的一切文化成就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比如明清之际方以智在其所著《物理小识》和《通雅》中就曾多次对当时传入的西学表示过“古已有之”的意见。这种观点并没有根本的错处。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在否定中发展着自己，所以今天的不是昨天的；但它同时又在否定中保存着自己，所以今天的必然保留着昨天的痕迹，无怪乎今天人们对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同是一部《周易》，由于学者们的社会经历、立场和知识结构、文化层次的不同，所受的影响、形成的反映和内在价值的观念也就不同，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源一而流分的继承系列。替如《易传》（亦称“十翼”），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末年，距离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约有七八百年。《易传》用解经的方法，继承了《周易》卜筮的形式，而改造了它的内容，从而表达了它对天道规律及鬼神观念的新见解。《易传》作为一家之言，就其对《周易》经文的诠释和对筮法体例的论述而言，在易学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以其伦理和哲理化倾向，改变了后人心目中对于《周易》的价值观念，对于自汉以来形成的易学诸流派发生过重要影响。有汉一代，易学形成了以象数说为主的流派，从而为形象思维和数理逻辑的结合和发展开辟了途径。其中的一支，对于天文学、星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汉末年，黄老之学的传人，魏伯阳独辟蹊径，著《周易参同契》，把《周易》同养生、炼丹等道术联系起来，从而创建了道教解易的系统，为气功、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找到了动力。魏晋之际，王弼以其天才的胆识，力扫象数之学，在汉代费氏易说的基础上，将道家的无为哲学同儒家的礼法、名教、伦理、道德之学熔于一炉，用以解《易》，创建了易学义理学派。自是而后，说《易》之书灿若星河，各宣所是，它们或相互排斥，扬弃，或相互渗透、吸取，各种世界观和学说，似乎都溯源于这个不足五千言的卜筮吉凶的思想宝库之中。这种现象纵然教人费解，却又活生生地反映了科学同宗教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马克思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周易》正是这种情况。“《易》本为卜筮而作”。但它的编纂成书，却反映了编纂者们对先民们所处时代环境的观点、立场以及他们试图把握世界的方法。如前所述，《周易》是用宗教和形象思维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即是说，它采用了向天神卜筮的形式和经验的事例，形象地表达了对周围世界的思考。关于《周易》所包含的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萌芽，可举其大而言之。
第一，对世界的本质的思考。《周易》作为卜筮的典籍，并没有自觉地提出世界的本质问题。但它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却表明了作者们对世界的统一性思考。在他们看来，周围的万有世界，从天上的日月星辰，到地上的飞潜动植、山川河岳，都是真实的存在。占问吉凶，自然要以它们作依据，于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被认为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八种自然物便被抽象出来，用以说明世界的基本成分，而万物都是它们所衍生出来的，被用八卦的重叠，卦爻的交错表现出来。在这个宇宙生成图式中，看不到造物主及其全能的作用。它所体现的主要是人们对于自然神的崇拜。从《周易》的卦爻辞看，除了个别卦如《大有》卦上九爻辞，《睽》卦上九爻辞外，也主要反映了事在人为的无神论思想，可见在《周易》这块宗教领域内蕴含了唯物论、无神论世界观的萌芽。
第二，关于世界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八卦所指代的八种自然物是阴阳两两相对而存在的，由其重叠而派生的其他五十六卦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之所以如此安排，就在于体现阴阳间的对立统一。在《周易》看来，世界存在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一种有规律的简单循环，变化的动力在于阴阳的相互对立、渗透和交感。故尔人事之吉凶遭遇，可以通过卜筮作趋吉避凶之应变。臂如《乾》九三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其意是说：终日小心警惕，虽处于危境，也可无事。又如《夬》九三说：“壮于颃，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其意是说：某人怒形于色，便会因失去理智而遭致不测；如果其人独行，遇雨浇淋，怒气消除，便不会有差错了。总之，从《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来看，毫无疑义地蕴含着矛盾对立、交感相斥、变化发展等辩证法的诸多因素。
第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周易》的卦爻辞，除了一部分取自历史典故和人事经验外，还有一部分则是取自自然现象，用自然现象的变化过程况喻人们行事遭际的变化，这类卦爻辞包含了天道（亦即自然）和人事存在着同一性的哲理。如前举之《乾》卦，便是用龙星的变化来况喻人事的，其他如《履》卦亦是用白虎星象的位置来况喻人们处境的吉凶。再如《大过》之九二说：“枯杨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之九五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其意是以枯木逢春，况喻老龄婚姻的美好和合符自然规律。
以上都说明，《周易》之卦象和卦爻辞包含了尔后传统文化中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萌芽，惟其是胚胎和萌芽，故它既无理论的论述，也无范畴的概括。但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则是不容轻估的。如由奇偶之数抽象而成的阴阳符号，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矛盾范畴的原型。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各种观念，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宗教迷信的等等，都含有《周易》的遗传因子。一水奔流，泥沙俱下；见仁见智，各取一端，于是才有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蔚为大观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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