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易》不同，《诗经》从不同侧面把马的阳刚之性展示出来，赋予它多方面的象征意义。马是力盘、勇敢的象征，这在狩猎诗和战争诗中体现得很明显，构成的是阳刚之美。马是封建等级制的标志，它表示尊贵、有权势、是威仪排场的重要构成因素。和马相关的朝政礼仪展现的是威仪之美，给人以崇高感。在这些和马相关的生活事象中，既融入马本身的自然属性，又渗透了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实现了自然美和社会美的融汇。《诗经》所涉及社会生活的广阔性，是《周易》无法比拟的。
《周易》和马相关的生活事象中，往往是只见马不见人。人的作用，人和马的联系在爻辞中隐没了。《诗经》不同，它很少单独描写马，而是把人和马放在一起加以表现。通过马展示人的风度、神采，人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周易》中人和马通常是脱离的，马居于明处，人居于暗处，人的作用没有凸现出来。《诗经》不再呈现为人马隔离、断裂的状态，而是把二者作为一个有机体加以刻画。不仅如此，《诗经》还写出了人和马的气息相通，具有生命-体化的倾向。人威武则马雄壮，人精神焕发则马斗志昂扬，人喜庆则马欢悦，人憔悴劳顿则马疲惫多病。无论朝廷会同，狩猎出征，还是迎亲游乐，行役思亲，处处都体现出人和马在精神面貌、身体状况、秉性素质等诸多方面的相通，正因为如此，《诗经》中和马相关的事象饱含情感，洋溢着生命的活力，这和《周易》中只见马不见人，马作为观念载体而出现的情况不同。审视《诗经》中和马相关的事象，可以看到人和马生命价值的实现与毁坏，生命力的旺盛与衰落，这在《周易》卦爻辞中难以看到。
3.原型的多重内涵随着历史时空的转换，在文学表现中的侧重点发生变化。骏马无处驰骋，志士无法展才的事象，在《诗经》中还不太醒目，是极个别人的感慨，不具有普遍性。这一事象在《楚辞》中则表现得鲜明而突出。骐骥意象经常出现，它成为有志之士用以自喻的典型意象，诗人用它表达对士不遇问题的思考。屈原可谓是这类意象的创始者。《离骚》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据王逸的注，骐骥是屈原用以自喻的意象。宋玉也以骐骥喻指自身。《九辩》云：“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人兮，故驹跳而远去。”东方朔的《七谏•谬凍》中也有极其类似的辞句，所运用的意象，表达的思想感情与宋玉没有什么差别。
诗歌作品中骐骥意象是贤人的化身，寓言中也有同类意象。《战国策•楚策》载，汗明见春申君，讲了一段寓言。骥服盐车而上太行，伯乐遇而哭之，骥感于知己，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汗明用千里马的事象，期望春申君了解、发现其才干。后世谋篇用意与此一脉相承的作品颇多，应场作有《悯骥赋》，至于唐代韩愈的《马说》更是此类题材的发展。
《诗经》作品所写的惫马意象，是现实生活征旅途中的真实情况，《楚辞》中马疲惫的意象，被诗人用以表达在人生道路上对进退去留的困惑和犹疑。庄忌《哀时命》云：“车既弊而马罢兮，蹇徊而不能行。身既不容于浊世兮，不知进退之宜当。”汉武帝时代，马意象被寄予新的象征意蕴，《天马之歌》中的天马，是汉武帝长生不老愿望的载体。
《诗经》中的白马佳客是一个具有儒雅风范的形象。后代诗作中，同是乘白马，但马上的人不再是温雅如玉的形象，而是刚勇的壮士，别有一番动人风采。曹植《白马篇》就塑造了一位“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壮士。他武艺髙强：“仰手接飞揉，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他一心报国，不顾生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作者通过一连串的动作描写，刻画出一位马上飞驰的武士形象，既表现了白马壮士外在的阳刚之美，也展示出内在的崇髙精神，今人肃然起敬。
白马意象的文化蕴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周易•贲》云：“白马翰如”，乘白马的婚姻使者透露了部族文化特征，这是殷商的使者向周族人求婚，是部族间的通婚，白马意象是殷商与周人的通婚使者。《诗经》中的《小雅•白驹》和《周颂•有客》两首诗，也带有部族文化特征。骑白马的使者是殷商后裔，他们来到周朝觐见周王。《周易》和《诗经》中的白马意象都是比较友好的，它们产生于不同部族之间消弭了战争与敌意的文化背景之下。曹植的《白马篇》塑造的白马壮士，则是在汉代与周边少数民族发生激烈的战争冲突背景下产生的。白马壮士“长驱蹈匈奴，左承陵鲜卑”，乘马长驱直入，蹈陵匈奴和鲜卑人的军队。据史书记载，西北少数民族仍保留白色崇拜，其将士多乘白马，且与汉民族发生边境冲突。《周易》与《诗经》中的乘白马者是东夷族人，在周人统治时是弱势民族，曹植笔下的白马壮士是幽并人，地处西北，但他是汉族人的白马英雄，并不是西北少数民族的白马将士。骑白马者民族属性的转变，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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