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爻变”的出现与《周易》卦爻辞的撰系
前面已述，《周易》卦辞在创制上受到《归藏》占辞的影响，就《周易》卦辞而言，其意义在于说明一卦的吉凶情况，与《归藏》相比，尚不能说是一种创新;而《周易》爻辞的出现，则是人们对易卦“爻变”现象深刻认识的结果，说明人们由仅仅对六十四卦卦形的关注，转而深人到构成卦画之六爻阴阳属性、吉凶情况的研究上，“易”的变易之意，至此方彻底融通于六十四卦卦画之中，并一跃而成为易之首义。爻变概念的出现，又推进了《周易》筮法的更新，以满足从《归藏》“以不变为占”到《周易》“以变为占”转变的需要，即判断一次占筮活动之吉凶，不但要看所占卦的卦义，还须看所占卦是否有变爻情况，结合变爻和所变之卦的意义来分析占筮的结果，这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水平出现了新的飞跃，已经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规律性和复杂性，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并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孤立的。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对于易卦六爻所蕴含的事、理与吉凶结果的考察与解说就成了易学的时代主题，开启了《周易》卦爻辞的创作之路。可以说，爻变筮法的出现与卦爻辞的创制，标志着《周易》一书的真正形成。
那么，爻变现象产生于何时?筮法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兹结合出土文献中的“数字易卦”材料谈谈该问题。现代学者对数字易卦的研究是从对《宣和博古图》中著录的“南宫中鼎一”铜器铭文的认识开始的，这件在北宋重和元年 ( 1118)出土的西周铜器，其铭文为:
惟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寒次，王令大史妮土，王曰:“中，兹人入事，锡于武王乍臣，今赋女土，乍乃采。”中对王休命，鼎父乙尊，惟臣尚中臣。资贫。
铭文末尾的两个奇怪的符号蛮贫，宋代学者将其释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等。4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提出了“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的说法。250年代，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几片西周卜骨中也刻有此类符号，这引起了唐兰的注意。他结合铜器铭文中刻有这类奇字的多件青铜器予以研究，认为“这种文字是用数目字当作字母来组成的”，并吸取郭沫若的观点，认为这种古文字在西周金文中构成了族徽。3今天看来，唐兰的观点虽然还没有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但其中的启发意义仍然很大，因为他认识到这种文字是一种数目字，与易卦符号的认识仅有一步之遥。1956年，李学勤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中提到:“这种纪数的辞和殷代卜辞显然不同，而使我们想到《周易》的‘九’和‘六’。”④这是第一次将卜骨上的“奇字”与《周易》数字符号联系了起来。
1978年12月初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讨论会上，张政娘针对与会者问他关于周原出土甲骨上“奇字”的问题，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讲演，指出铜器铭文中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周原卜甲六个数字是重卦(六十四卦)，第一次把周原卜甲上的数字变成阴阳爻，从而推导出一个个卦象。1980年，张政熄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集中探讨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甲骨上、铜器上的三十二则数字材料，论证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思维的这些所谓“奇字”就是数字易卦。他通过对甲骨易卦的数字出现次数的统计，发现奇数出现的次数与偶数出现的次数大致持平，二、三、四三个数字没有出现，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古汉语的数字，从一到四都是积横画为之，一二三四自上而下写起来容易彼此掺合，极难区分，因此把二、三、四从字面上去掉，归并到相邻的偶数或奇数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六字和一字出现偏多，而六字尤占绝对多数的现象…占筮实际使用的是八个数字，而记录出来的只有五个数字，说明当时重视阴阳，那些具体数目并不重要。这是初步简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 -)、阳爻(一)的符号。
张氏对于数字易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指出了数字易卦中存在“卦变”现象:
这三十二条考古材料中已有卦变，惟所占比例不大。3、4见张家坡卜骨，按《周易》是升之屯，四爻动，下卦巽变震，每爻皆变，上卦坤变坎，仅变中爻。28、29见爵陶范，按《周易》是中孚之渐，三爻动，下卦艮变兑，每爻皆变，上卦巽不变。……3、4一组第四爻(由下往上数)八变六，同是阴爻。28、29一组上爻五变一，同是阳爻。知道它和《周易》不同，当是布蓍推算的结果。25、26见中鼎铭文，上下连接着写，与上举两组之两卦并列不同，但从数字看也一望而知是二爻动(五爻、上爻变)，按《周易》是剥之比，下卦坤不变，上卦艮变坎。从以上这三个例子看，它和《周易》有大不相同之处，《周易》九、六是可变之爻，七、八是不变之爻，而这几条材料则一、五、六、七、八皆可变，没有不变之爻。
在张氏研究成果的带动下，张亚初、刘雨汇录了三十六则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材料，着重探讨了筮法何时起源的问题。作者列举了数条记载八卦符号的商末材料，特别是为学者一再引用的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对筮法起源于何时有着较强的说服力:
安阳四盘磨出土的胛骨从字体上看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它说明在商王朝的统治中心，与边远的朱家桥一样，通行着同类的占筮活动。
在甲骨卜辞中，张亚初、刘雨还找到了更直接的材料“簪”字，可证早在商王武丁时期已有占筮活动。“答”字在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史懋壶跋》中被考释为“筮”字，甲骨文中多见“簪”字，说明在甲骨文中当有占筮方面的记录。总之，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筮法的出现，最迟不会晚于商王武丁时期;运用筮法以占卦，商人更是大大早于周人.
此外，李学勤也论证了筮法当起源于商代，并通过对传统文献的解读指出了筮数刻在卜兆旁边的原因:
据《尚书·洪范》等书所述，古代占问祸福，卜与筮作为两种独立的方术，每每并用，即《礼记·曲礼》所谓“卜筮不相袭”。古人常在卜以前蝶筮，如《周礼·筮人》郑注所说:“当用卜者先筮之，于筮之凶，则止之不卜。”特别是在占问大事的时候，应先筮而后卜。《筮人》云:“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这时为了参照，就可以将筮得的数刻记在有关卜兆旁边，表明其关系。估计西周甲骨上的数字符号，都是卜前所行关于同一事项蝶筮的结果，与卜兆有参照的联系，却不是由兆象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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