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荀粲引申说：“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因此更大胆地说：“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三国志•魏志》卷十注引荀粲传）这说法在魏晋时期，风行一时。到今天，“辞不达意”，“言不尽意”，“言外之意”已经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不过《易•系辞》下文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西晋时，欧阳建著《言尽意论》云：“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待称，而黑白已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严可均，《全晋文》109引《艺文类聚》十九及《世说》文学篇注）这说法也很流行。《世说新语》文学篇说西晋的开国名士丞相王导过江以后，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命题。
有人说，20世纪西方的哲学是“语言分析”时代。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学派，有一种极端的说法，认为思想不能超出语言，并无“言外之意”；哲学研究，不用分析思想，只要分析语言便够了。这种说法，把人类的思想束缚死了，毛病不少[2]。最近美国一位哲学家ChadHansen，把中国的语言文字加以分析，提出了中国不会作抽象思考甚至没有真理观念的说法。对于这种说法的批判论争，尚未结束。这论争的关键，和一般人说的“辞不达意”、“言外之意”、“未尽之意”有点不同。一般人说的“言辞”、“书”、“文字”，是已经由说话或书写表达出来的外在“语文”，在“语言分析学”上说是由“语g行为”（SpeechAct）所表达的“语文”（Parlance,Discourse）,所能表达的意义当然有特殊的限制，是属于“经验分析”（Pragmatics）和“传讯学”（Communication）的问题。
Hansen所引发的论争是关于“语言”对“思想”的普遍和基本的内在约制问题，重点在于人类思维是否能脱离语言的符号意义和语言所具有的观念范畴。换言之，人能不能不用“方、圆”、“黑、白”等“语言”去想方、圆、黑、白等“观念”。Hansen认为不可以；他认为没有“方、圆”、“黑、白”等“语言观念”，人类所有的只是某种“心理状况”或“意识状况”（Memalese）,不能成为思想[<]。这可上索到西方哲学的“唯实论”（Realism）和“唯名论”（Nominlism）的争论。“唯实论”可上索到柏拉图，认为观念范畴意义（中国传统的“理”）本身实存；“唯名论”则认为观念范畴意义本身不实存，只是代表实存意义的“名称”符号。
包括Hansen在内，西方大多数人的看法，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是近于“唯名派”。（《论语•正名》和《荀子•正名篇》是著名例子）。
《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拟之而后言。”又云：“立象以尽其意……系辞以尽其言。”更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下》更作出“古者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则取诸身，远则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一段话。甚至欧阳建“言尽意论”也肯定“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待称，而黑白已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都是“唯名论”的说法：
自然/事物—人的经验（观、取）—思维（拟、象、类）/思想（意）—符号象征（象）/语言文字（名称）—语文表达（言、辞）。
包括Hansen在内不少西方学者的看法是，中国人很注重经验，想法很实际，很直截了当，很现实、很注重功利。因为客观的事物对人直接来说，只是“有利”、“无利”、或“有害”；而人的经验，直接地说，只能分成“成功”或“不成功”；其间并未牵涉到“是、非”和“真、不真”的问题。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逻辑实证论”或“分析验证论”来看，这只属于下半节“实证”“经验”的范围。根据“逻辑实证论”和“分析经验论”的说法，人类的知识虽然由经验实证的基础上得来，但这些经验实证却要靠“逻辑”和“分析”去处理。（“逻辑”的简例，如A=B，B=C，则A=C;或A>B，B>C,则A>C为真，不用经验实证。“分析”的简例，如一加一等于二为真，因为二的意义就是一加一，也不用经验实证）。愈是庞杂的事物，愈是高深的理论，愈要靠“逻辑”和“分析”去处理。根据这种说法，中囿古代思想过于注重经验实证，在逻辑分析方面，除了“名家”和“墨经”讨论以外，并未发展成一套理论传统，这对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甚至在政治上“成王、败寇”只注重权谋和权力斗争的传统有很大关系。这可能是中国思想传统的弱点；这传统愈接近现代庞杂的世界，髙度的文明，其弱点愈严重，这是值得注意的。
最近Hansen所引起的争论（尤其本人和Hansen争辩的问题），不是现代逻辑分析重不重要，和应不应该在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是古代中国思想有没有“抽象思考”和“真理观念”，和这问题能不能只从“语言分析”和怎样从“语言分析”去解决。主要的关键，在从“经验”到“思维”到“行动”的阶段。根据Hansen的说法，古代中国人是主张由“经验”（感觉）直接发为“行动”包括“心态活动”和“语言行为”（SpeechActs）和处理“行动”，再由“行为”、“行动”直接得到“经验”……这也可以说是极端“知行合一”的说法。由“经验”（感觉）到“行动”“行为”之间的“思维”，由于古代中国哲学的主张不注重“语言/观念”上的“理念”范畴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因此所谓“思维”只是一些“心态活动”和“感性活动”，不是经过“逻辑分析”的真理观念。
Hansen的分析，在方法论和取证上缺点很多。在此仅就《易经》本意上加以辩正。
（1）《易•系辞》对由（甲）自然事物，到（乙）人的感觉知觉经验，到（丙）思维上的比拟、取象、分类、作意，到（丁）符号象征的语言文字，再到（戊）语言行为的一贯叙说，层次分明。分析“语言行为”，分析“语言象征”，和分析“思维”，应各有分别（“表层”和“深层”）。最近西方语言分析学，包括Hansen在内，把层次混乱了。我们不能因为古代中国语言没有“真理”一辞，文法不明确，就推定古代中国思想没有“真理”观念，没有“逻辑”。俗语说：“我口里不说，心里明白”，就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2）《易•系辞》说明了思想是思想，语言是语言，更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能说分析语言便尽了分析思想的责任。更不能说，古代中国语言没有“真理分析”而古代中国思想便没有“真理”观念或不懂分析真理。
（3）《易•系辞》主张“语言”是传达“思想”的工具，不是构成“思想”的要素，这主张不一定正确。但《易•系辞》既表明了这主张，便不会用“语言”一名来象征“思想”要素；要象征“思想”，会另用一名（如“理”、“意”、“志”）。命名用辞定义要一贯，这是逻辑分析最重要的原则。根据《易•系辞》的原则，要分析古代中国思想，应从“言、辞”所要表达的“理”、“意”、“志”上着眼，不能单从“言”、“辞”上着眼。
（4）古代中国思想，既把“语言”看为表达“意思”的工具，“辞不达意”只是语文工具的毛病，思想上的毛病要另从思想上分析。孟子：“不以辞害言，不以言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也是说思想要有思想分析，知识要有知识的分析，经验要有经验的分析，语言要有语言的分析，不能混为一谈。
《易•系辞》显示了由自然发展到语文，由个人的活动发展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组织和制度，文明愈高，层次愈多，问题愈“烦碎”（“书不尽言”节，《正义疏》语）。近代西方哲学由“知识论”发展到“分析哲学”、“语言分析学”，到上述的“语言分析”就是一例。汉儒解经“曰若稽古”四字至数万言。现代西方哲学讨论“真理”（Truth）—辞的文字在数千万言以上。如何由繁入简，大是不易……“简易不易”便倒回到易学处理困难的第一种态度上。
近二三百年来，西方科技文明有极高的发展，尤其是美国近五十年来科技发展飞速，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依靠科学技术所能解决，尚是未知之数；常常是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易”既济、未济）。因此不少人希望“由繁入简”、“返璞归真”。能不能如此是另一个问题，但这一种思想和要求是现代西方文化、学术和思想的重要现象：“分析哲学”希望把许多问题归纳到关于普遍“真理”的问题，把许多方法论归纳到“逻辑实证论”、“分析验证论”或“科学哲学”；“语言分析学”把许多层次简化成一个基点（或在“名称义”，或在“言辞观念范畴”，或在“思维文法”）；“心理分析”把心理归人性或权力欲的基点；在文化心态上，希望由繁杂的科技回归到浑一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宗教理想……“现象学”提出把许多问题都放在“括号”里（Bracketing）;“存在主义”要求摆脱一切回到赤裸裸的“实在自我”，都属于这种现象。下面从“易学”的观点，略为讨论这种从人性和文化中产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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