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经》的道德观与中国人文精神的觉醒

论《易经》的道德观与中国人文精神的觉醒

 

《易经》的成书，是一个时代思想的产物。学术界对于商周之际“数 字易卦”的发现与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易经》史前学的状态；对《易 经》中所蕴含的史实的发掘越来越让我们对《易经》成书的时代有了更 明确的定位，对《易经》作者的思想脉搏也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易 经》成书于周代初期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普遍认识，越来越 多的证据也倾向于传统的“文王演易”的说法。对于《易经》所反映出 来的思想意识，前人做过不少的探讨，但大都停留在“易为卜筮之书” 的思想认识上。《易经》的形成，固然是筮法发展的必然，但《易经》作 者的用意，却绝不是“为占筮而占筮”，而是借助了筮法这件外衣，来表 达其对政治、社会、人生的认识与反思。可以说，《易经》卦爻辞中所表 现出来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道德观念，标志着中国先民人文精神的觉醒。

 

一商周交替的时代思潮促使道德观念的诞生

 

商周的朝代更替，不但是一场政治的革命，也是一次观念的变迁。我们从殷墟甲骨卜辞的记事情况来看，作为殷民族宗祖神的“帝”是殷 人精神生活的最高主宰，也是殷人行为处事的最高根据。殷人是一个非 常迷信的民族，可以说无事不卜、无日不祭，通过卜问来求得“帝”的 意思。

 

冯达文进而将其归结为“帝令（不令）某”这样一个基本的语式或 命题，并指出了这一语式所蕴含的人类认识上的意义：

 

再看“帝令（不令）某”这个语式中，主词“帝”与宾词 “某”的相互关系。这是由肯定词与否定词直接连结的，不存在 任何中介和条件。这表明殷人还没有注意到，主词与宾词、一般 概念与具体概念、帝与某（物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联系，在什 么条件下才出现这种联系，更没有注意到由于条件的不同而产生 的事物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他们的观念中，显然以为 “帝”对任何事物的支配都是直接的、任意的、无条件的，因而 是人所无法捉摸、不可把握的，这当然不可能容纳人的认识、人 的主观努力。 

 

可以说，殷人的思维意识，还停留在以帝神崇拜为标志的原始 宗教信仰的阶段。上天的“帝”权威的强大，恰恰反映了世间的人 的力量的渺小。殷人的精神，可谓完全服从于“帝”的宗教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发现自身的力量与智慧，更不能对人自身的 行为作出一定的反思，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人的道德品质的意识。  商朝末年，一方面，商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达到了即将激化的状态， 《诗经•大雅•荡之什》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 羹。”描写的就是在纣王的暴政之下人民难以再继续忍受下去的痛苦生 活。另一方面，是商与周边民族矛盾的加剧，这既表现在纣王多次出兵 征伐的军事活动上，也表现在其他民族对纣王的严重不满上。《尚书•牧 誓》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 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对于这句话的意思，周秉钧解释 说：“言纣招用诸侯之叛臣，尊之长之，信之用之，以之为大夫卿士，使之危害于百姓，作乱于商国。” 至于这些叛臣怎么作乱于商国姑且不谈， 纣王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公然对其他民族权威的严重亵渎，自然使各地诸 侯纷纷滋生抗议之心。而商周的天命意识的转换与道德意识的产生，便 是从“文武剪商”的军事进程中开始的。《西伯戡黎》记载了文王战胜殷 的属国黎之后，殷臣祖伊向纣王的劝谏之言：

 

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

 

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这里，祖伊并没有完全匍匐于“天命”之下而看不到“人为”的力 量，他深刻地指出了正是纣王淫乐无极的举动自绝于帝神、自绝于上天 之命。这里，祖伊提出了 “天性”这一概念，即是赋予了 “天” 一定的 道德意味；并且，他还提出了民心背向的问题，首次在“帝” “天”之外 看到了 “民”的力量。如果说祖伊是从殷所面临的严重政治危机环境下 看到了天有其性、民心背向的问题，而武王伐纣的誓词则鲜明地表现出 了对天命德性意识的新观念。《尚书•牧誓》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 罚。” 武王的这句话，是在指出了一大堆纣王倒行逆施的罪行后说出的， 纣王行事违背天性，故天要惩罚他，这里的“天”，俨然是人间正义与法 则的化身。《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 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④这是武王伐纣时向军队所作的誓 言。《管子•法禁》篇引《泰誓》亦曰：“纣有臣亿人，亦有亿万之心。 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⑤这里的“德” “心”显然含有强烈的道德 意味。

 

如果说“文武剪商”的政治、军事活动引发了人们对天命观念的新 思索，催生了人们心性德行意识的萌芽，那么，当周初的统治者在思考、 总结殷商灭亡的历史经验时，便是在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下、在天命的背景下探讨人的德性作用和人自身行为的意义。

 

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易其奈何弗敬! (《尚书•召诰》）

 

肆予冲人，永思艰！（《尚书•大诰》）

 

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尚书•大诰》）

 

朕言艰日思。（《尚书•大诰》）

 

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尚书•君奭》）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服天命，惟有历年;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大诰》）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大诰》）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

 

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

 

可见，周初的统治者虽然也讲天命，但他们更看重人自身所凸现的 “德”的作用，更看重个人的努力在求得上天赐福上的意义。从这个意 义上说，“敬德配命”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笼罩在人们头 上的浓重的天命观念与宗教意识。徐复观在评论周初宗教中的人文精神 时说：

 

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实不同。宗教 的虔诚，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 底皈归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 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 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