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学者对《焦氏易林》的关注与研究不是很多，而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更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或许是由其占筮的本质所决定的。实际上，《易林》四千零九十六条林辞看起来极为分散，各不相属，但作者于其中，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风尚及宗教观念，反映了汉代人的文化精神，值得我们予以细致的探讨。
《易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倾向。这表现在作者对儒家仁德政治的无比推崇上。如:
《大有》之《噬嗑》:“年丰岁熟，仁政民乐。利以居止，旅人获福。
《鼎》之《鼎》:“积德之君，仁政且温。伊吕股肱，国富民安。”
《遁》之《垢》:“生长太平，仁政流行。四方归德，社稷康荣。”
《乾》之《颐》:“纯服黄裳，戴上以兴。德义既生，天下归仁。’
儒家学说统之一贯的政治理想，就是对仁德政治的追求。春秋末期的孔子一生极力倡导以仁修身、以仁行政;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是将仁政作为施行王道的根本;降在西汉以来，儒家学者鉴于秦以暴政贼害仁义、虐杀百姓的恶果，更是极力鼓吹君王应施行仁义之治。作者在《易林》中通过林辞多次展示仁德政治的美好图景,正是表达了对仁德政治.理想的无比向往之情。在作者的思想中，仁德是一种巨 大的政治力量,国君如果有一颗仁德之心，能够以仁行政，不但能够实现天下太平、四方归仁的局面，还能够达到阴阳调和、四时有序、万物和谐的效果。如:
《谦之履》:“同木异叶，乐仁尚德，东林慕义，来兴吾国。”
《遁之既济》:“文君德义，仁圣致福。年无胎天，国富民实。卧者在室，曾累益息。”
《贲之萃》:“仁德不暴，五精就舍。四序允厘，民安其居。”
《巽之小过》:“德之流行，利之四乡。雨师洒道，风伯逐殃。巡狩封禅，以告成功。”
《乾之姤》:“仁政不暴，凤凰来舍。四时顺节，民安其处。”
正是站在一种德治的立场上， 作者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那种“任力不任德”的做法，认为贼仁伤德的虎狼政治，必将会背离天命，受到上天的惩罚。如:
《复之泰》:“任力劣薄，远托邦国。辅车不僵，为痈所伤。”
《复之乾》:“任武负力，东征不伏。陷履泥涂，雄师败覆。”
《噬嗑之遁》:“内执柔德，止讼以默。宗邑赖德，祸灾不作。”
《乾之大壮》:“隙大墙坏，蠶众木折。狼虎为政，天降罪罚。高弑望夷，胡亥以毙。”
《大过之井》:“贼仁伤德，天怒不福。斩刈宗社，失其土字。”
那么，仁德政治理论何处寻找呢?又如何去实现呢?作者认为途径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指归、以圣王之治为模本。如:
《晋之蹇》:“五经六纪，仁道所在。正月繁霜，独不离咎。”
有了儒家经典作为国家政治的理论指南，就不会有过错。对于历史传说中的圣君贤相，作者是极力歌颂，并给他们都披上了一件“仁德”的外衣。如:
《讼之革》:“黄帝建元，文德在身。禄若阳春，封为鲁君。’
《坎之小畜》:“尧舜仁德，养贤致福。众英积聚，国无寇贼。’”
《遁之大壮》:“尧舜在国，阴阳和德。涿聚衣裳，晋人无殃。”
《无妄之井》:“尧舜钦明，禹稷股肱。伊尹往来，进履登堂。显德之徒，可以辅王。’
《涣之恒》:“官商角徵，五音和起。君臣父子，弟顺有序。唐虞袭德，国无灾咎。”
作者认为，具备这种德行的人，可以与宇宙最高的神相配，如:
《家人之需》:“主有圣德，上配太极。皇灵建中，授我以福。”
《乾之丰》:“太微帝室，黄帝所值。藩屏固卫，不可得入，常安无患。’
“太极”，汉人一般将其视为宇宙产生之本根;“太微”， 即“太一”神的居所。仁德政治观的进一步发展，就表现为对古代历史上禅让制度的怀念与推崇，因为禅让制度的本质是“天下为公”，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仁德政治的连续与实行。如:
《讼之贲》:“紫阙九重，尊严在中。黄帝尧舜，履行至公。冠带垂衣，天下康宁。”
《大有之泰》:“禹将为君，北入昆仑。稍进扬光，登入温汤。代舜为治，功德昭明。”
而在禅让已经成为历史的情况下，作者认为，以有德者来诛除暴君，解救人民生活于水火之中，也是值得赞美与歌颂的。如:
《谦之剥》:“桀跖并处，人民愁苦，拥兵荷粮，战于齐鲁。’
《谦之噬嗑》:“周师伐纣，战于牧野，甲子平旦，天下悦喜。’”
《大有之家人》:“上义崇德，以建大福，明哲且聪，周武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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